所有賽道都存在的新邏輯

清晨7點，李小冬激動地沖進辦公室。在位于新加坡南部的一座三層小樓里，這位身材魁梧的CEO，手心顫抖地在一份代理協議上簽下了名字。

半個小時前，他收到了一條等待太久的消息：他掌舵的游戲平臺公司Garena拿下了《英雄聯盟》在東南亞的代理權。這款現象級的游戲將給公司帶來巨大的流量和財富。

這是2010年5月的一天。時年32歲的新加坡華人李小冬，這個后來被視為東南亞“騰訊+阿里”的商業締造者，自此開始急速步入世界商業舞臺的中央。

四年后，Garena成為新加坡第一家估值超10億美元的互聯網公司。2015年，李小冬又創辦當地本土電商平臺Shopee，五年后便做到了東南亞第一。2021年10月，兩者的上市母公司Sea Limited（冬海集團）股價升至363美元頂點，總市值逼近2000億美元。這一度讓Sea躍升亞洲第三大互聯網公司，令東南亞的一眾獨角望塵莫及。

“新加坡首富”的名號也由此誕生。如以2021年8月的Sea的股價為計，李小冬的身家達到了210億美元。

然而，這位首富，祖籍其實是與獅城距離4000多公里的中國天津。直至27歲之前，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的李小冬一直生活在國內。

但即便有此淵源，對于大多數的中國企業家和投資人來說，Sea卻長期是一個語境之外的公司。“當年他喊出要在東南亞做’騰訊+阿里’時，國內幾乎沒人知道他，也很難相信他能做成。”一位一線雙幣基金合伙人表示。除了騰訊、凱旋創投、高瓴等屈指可數的機構在Sea中分得了一杯羹，絕大多數國內投資人不是錯過了它，而是根本不知道它。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類市場在母國之外的創業公司并不被國內主流資本真正看好。同樣是華人在外創立的成功平臺型公司，如Larry Liu的Weee!、“華裔三劍客”所創DoorDash的資本列表中，國內投資機構亦是寥寥。從國內出海的公司里，不論是2007年成立的外貿電商先驅蘭亭集勢，2012年出海求生的免費工具代表獵豹，還是2015年之后涌現各類“copy from China”的社交、直播、短視頻、金融等應用，都不足以讓“出海”進入投資人的核心語境。

一方面的原因是“過于困難”，之前幾波出海創業浪潮中，創始人多是敗于或懼怕國內互聯網企業競爭轉而將中國玩法輸出海外，或是對傳統外貿邏輯的繼承，以中國勞動力紅利賺取國外差價。結局往往水土不服，要么流于小生意，要么直接鎩羽而歸。

另一方面，資本圈對出海類企業的忽視還包含著一種移動互聯網時代的隱形偏見，即最一流創業者一定是在“遍地黃金”的國內市場找到機會、創造價值和影響力。至于中國人到海外創業，在投資人眼中，既缺乏足夠同行“抬轎子”換取回報，也無法為機構品牌添一點亮色。

裂痕出現在2020年。

人們驚訝地發現：SHEIN，一款從未聽過的購物類app在應用市場連續打敗wish、沃爾瑪等公司，與亞馬遜分庭抗禮；營收連續多年超100%增長，從6億美元到突破100億美元，花了僅僅4年。一時間，幾乎所有的一級市場分析師都開始研究SHEIN，一家成立于2008年、總部位于南京、由“80后山東草根”許仰天創辦的公司。

與此同時，李小冬的Shopee也在2020年全球購物類App總下載量排名中跑進前三。一位常駐新加坡的美元基金投資人告訴「暗涌Waves」，在李小冬近兩年出席的公開活動里，很多人想辦法擠進去為了從只言片語中獲取信息；還有一些人甚至試圖追蹤Sea為其高管購買的三架公務機，以判斷下一步的擴張計劃。

這兩年，當你走在深圳的酒店，自助早餐時段偶遇來自北京、上海的投資人早已不再是新鮮事。在最癲狂的2020年，一場跨境電商的行業會議在深圳素有“跨境大本營”之稱的坂田舉行。與會者的熱情遠遠超出了舉辦方的想象，由于場內人員聚集過多，最終只得求助警察強行終止了會議。

高榕資本董事總經理馬曉宇的感觸更深。這個從2015年入行就關注海外機會的投資人，跑過十幾個國家，疫情前每年都要飛往不同的地區考察市場和盡調項目。曾經相對孤獨的他發現，“出海”和“國際化”變成了更多同行及創業者談論時的高頻詞，“似乎大部分賽道都可以加一個選項：出海。”

“過去看TMT、消費、SaaS的國內投資人，都開始關注出海。”光源資本執行董事婁洋從事電商消費、汽車出行、跨境出海等領域的FA交易近十年，他告訴「暗涌Waves」，出海投資近兩年開始“置身主流視野”，在經歷產品出海、供應鏈出海、人才出海等周期性機會后，資本出海正在變成一個更長期的主題。有國內VC“硅谷前哨站”之稱的UpHonest Capital創始人郭威幾乎每天都會接到若干個同一模式的電話：來自國內一線基金投資人，詢問北美的華人創業投資機會。

在中國大多數的綜合基金里，“出海”從來都是個邊緣賽道，甚至根本沒有這樣一個賽道。但在2022年，幾乎所有美元VC都已經將出海當成最重要的方向之一。BAI資本今年開設了歐洲辦公室，旨在投資在歐洲市場的華人創業者，并由龍宇親自操刀。

還有新基金專為出海而生。2022年初，一家號稱“只投跨境出海”的投資機構Skyline Ventures成立。創始人梁杰表示：“跨境是目前我們能看到的、為數不多、甚至可以說，唯一確定性比較高的賽道。”

在縫隙中崛起

投資圈的每一個人都能給出幾條此刻出海熱潮背后的原因，諸如：“國內移動互聯網紅利消失”，“to B、硬科技、醫療等熱門賽道認知壁壘高”，“文娛、教育、消費漸次啞火”，“下沉機會減少”等等。但同時，所有人的內心其實都知道，這場出海投資熱潮的起點與兩個S直接相關——Sky的SHEIN。

投資人往往不會承認自己因為一家企業的成功而看好一整條賽道，但SHEIN的神話的確太誘人。

2020年，動了上市念頭的SHEIN第一次大范圍地出現在國人視野之中。那時，SHEIN已經與華為、聯想、小米、字節跳動、大疆一起成為了中國出海影響力最大的品牌。

就在SHEIN成為第一家估值達到千億美元的中國消費公司時，兩家大型跨境電商在半年時間內接連倒塌：2021年6月，“A股跨境電商第一股”環球易購暴雷，申請破產重整，位于深圳南山區的總部被供應商圍攻；2022年2月，曾經“碾壓”亞馬遜中東站與Noon的電商平臺執御（JollyChic）關閉網站，曾經不輸SHEIN的出海明星一朝隕落。

在中國眾多的跨境電商公司中，為什么只有SHEIN跑了出來？

告別“小生意”思維、走向獨立品牌站的戰略是SHEIN走對的最關鍵一步。對于它的大多數同行來說，“鋪貨模式”既是起點，也是終點。所謂“鋪貨”，顧名思義就是通過平臺大批量的上傳產品。鋪貨很容易產生規模效應，但同時也會造成巨額的庫存成本。有券商研報顯示，跨境電商行業增速從2016年開始放緩，存貨周轉需要的時間越來越長，加上產品更新迭代越來越快，導致庫存產品飛速貶值。這種情況下，誰存的貨物越多，誰就虧得越狠。

2007年成立的環球易購于2014年登陸資本市場，有著更雄厚的資金、更充足的時間，團隊本可以加強對供應商的管控，提升競爭壁壘。由于服裝行業的尺寸不一，有人曾向環球易購提出“收貨時每件衣服加1元”，以達到籠絡大批供應商的目的。但當時公司高層覺得以自己的身價、體量沒有必要如此“辛苦”。

而就在環球易購沉浸在上市喜悅中時，許仰天正在廣州番禺一家家死磕供應商，甚至提出“淘寶給多少錢我們一件多給10元”的誘人條件，建立起穩定合作的柔性供應鏈。這也為SHEIN擺脫早期鋪貨，啟動品牌模式打下了基礎。

“是環球易購自己把供應鏈的機會，讓給了SHEIN。”曾有一位業內人士如此感慨。

另一方面，與外貿行業聯系密切的出海市場可能是中國最漫長，但也最容易被忽視的商業領域。其背后的底層邏輯是，廉價勞動力疊加供應鏈的優勢。但某種程度上，這層優勢容易讓公司在海外市場獲得快速收益同時，陷入套利思維。這也成為跨境領域創業者們難以走得更遠的一個重要原因。

梁杰決定創辦Skyline Ventures之前，曾去走訪了廣州的跨境服裝和洗水工廠。夜里9點，老板們全家都還在工廠里，自家小孩就在廠房里寫作業。有個洗水工廠的老板告訴梁杰，自己每天要值班到凌晨1點。“我當時感覺，這些出海創業者的生命力太強了，只是不夠有雄心壯志。”

SHEIN創辦之初，許仰天和很多同行一樣看中了婚紗這一品類。國內外婚紗的價差對海外消費者來說是不小的驚喜。一時間，賣家們蜂擁而至，2008年前后更是涌現了如蘭亭集勢、踏浪者等一批行業大佬。當時，甚至衍生了一種簡單粗暴的定價方式，把國內的人民幣標價直接變成美元，從而掙得盆滿缽滿。

2013年6月，蘭亭集勢美股IPO，就在對方沉浸在”跨境電商第一股“的喜悅里時，許仰天悄悄換了賽道，告別跨境倒貨的野蠻路子，不做一次性生意，轉而向海外輸出品牌。很快，蘭亭集勢就嘗到了停滯不前的苦果。由于非剛需品的婚紗不僅受季節影響，一直以“便宜”攬客擴充銷量，始終也沒有建立足夠的壁壘和用戶群。加之速賣通和亞馬遜的雙重堵截，蘭亭集勢自身轉型發生了困難，上市變成了虧損的開始。

另一個反其道行之的成功案例是年銷百億、被稱為“國貨之光”的安克創新。在一眾做海外貿易的中國公司中，北大畢業生、Google工程師出身的陽萌創出了一家少見的、自研產品的“品牌”公司。沒走常見的“貼牌”外貿路線，而是不斷地擴充品牌矩陣。陽萌曾透露出安克創新在品牌拓展上的對標公司是：消費巨頭寶潔。

過去，一個中國人說要去歐美創立一個品牌，很難讓人相信會是一個非常好的、值得被信賴的品牌，只能打打性價比賣貨。但現在，新一代的founders都有做產品矩陣的強烈意識，且在文化、審美甚至歷史傳承方面都有比較完整的思考。

除了視野看得更遠、野心變得更大之外，往更深的層次看，從15年前“蘭亭集勢式”的外貿電商，到以SHEIN為代表的跨境電商，人們往往會忽視的另一重要變量：出海領域的中國創始人們在“中國優勢”的基礎上，開始更多地理解“海外市場”。

要做到足夠理解當地市場并不容易。陽萌曾說，出海創業者首先應該有清晰的目標人群，做出適配人群的產品。“如果運氣很好，產品或許可以全世界通用——但這通常并不容易，也不是常態。”

2013年，蘭亭集勢上市兩個多月后，遭到了美國三家律師事務所的集體訴訟，指控其上市時發布誤導信息，人為抬高市場價格。昆侖萬維出海了十多年，足跡遍布70多個國家和地區，創始人周亞輝一直試圖在智能機普及率不到50%的非洲造出一個支付寶。

目標歐美的SHEIN則在成立之初就使出了巧勁。2021年，商業觀察者蔡鈺曾在對SHEIN成功原因的分析中提到，這家公司做得最正確的一件事，是“抓住了商業歷史演進中的一個小裂縫——西方中產階級消費降級趨勢”。

SHEIN早期合伙人李鵬曾對媒體回憶過自己與許仰天的一次聊天。在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的時代背景下，基于對目標市場客戶的洞察，SHEIN的模式就此敲定——為經濟崩潰的西方中產階級提供更便宜的衣服。

與之類似，創業早期，李小冬將最多的時間用在研究東南亞市場上。他發現，當地網絡基礎建設薄弱，住宅寬帶普及率極低，玩家們接觸大型游戲最多的地方是網吧。摸清潛在用戶的行為習慣后，李小冬打造了一支強大的“網吧地推軍”，最終在整個東南亞形成了一張7萬個節點的關系網，帶來了一騎絕塵的滲透率——而這也是Garena制勝的關鍵一招。

在越南待了快20年的曾宇在當地擁有400多家茶飲店，營收達到2500萬美元。在創辦這個名為TocoToco的茶飲品牌之前，決定創業的他想過將中國衣食住行的機會復制到當地。比如，做當時國內興起的移動軟件，或者炒房，甚至是開發電動摩托車。后來，他將創業的切入點轉變為：突出越南特色，服務越南1億人口，才有了TocoToco的誕生。

經歷過聘用國內各地的團隊而始終水土不服，TocoToco現在是99.9%的越南本地團隊，中國人只留曾宇一人。在跳槽文化風靡的越南，TocoToco的很多經營做法被流動的越南員工帶到更多的當地企業中去。這家中國人創辦的茶飲品牌成了越南連鎖經營的“黃埔軍校”。

2015年，美國最大的漁具展ICAST將最佳產品獎頒給了一個叫作“卡斯丁KastKing”的品牌。負責頒獎的是美國釣魚協會幾個白發蒼蒼、六十多歲的美國老頭，而上臺接受獎項的，卻是一個27歲的中國小伙——崔天石。

直到今天，很多使用“卡斯丁KastKing”漁具的用戶都不知道這是一家中國人創辦的出海公司。一些鐵桿粉絲把logo紋到自己身上，還有人拿著漁具拍下婚紗照，回家用大相框裱起來。這在趨于飽和的美國漁具市場并不容易。崔天石從2013年創業第一天起，就決定要把本地化做到極致。他聘請美國本地雇員做市場營銷，先建立起品牌調性，再接入中國人更擅長的電商模式和社群運營。

“電商是一種放大器，把品牌放大出來。”崔天石說，“我希望卡斯丁KastKing通過產品的功能、價格、表達方式讓美國用戶接納它。它將擁有一個品牌標簽，而非國家標簽。”

尋找Chinese founder

2021年1月，美國上演了一場“散戶對抗空頭”的史詩級大戰。散戶們抱團將一只3美元、處于退市邊緣的美國實體游戲零售商GameStop的股票在一個月內拉升40倍，使得諸多華爾街大空頭機構損失慘重。

此次事件讓一家中國互聯網券商公司Webull（微牛）迅速走紅。當時的美國，包括Robinhood在內的不少券商都在中途關閉了對多空大戰關鍵股票的交易，直接導致很多散戶涌入沒有關閉交易的 Webull。Webull七日平均新增用戶指標暴增1548%，迅速躍升美國第二大互聯網券商。

后來人們驚訝地發現，這其實是一家位于中國長沙的公司。創始人王安全，先后供職于阿里、恒豐銀行、小米金融，也是中國人。

一匹突然殺出的“黑馬”讓華爾街為之振奮，幾乎所有國際大基金都立即出動“尋找Webull創始人”。但其實，Webull根本不能算是華爾街的新客。由于主營海外證券經紀業務，在2016年3月成立之初，王安全就開始謀劃出海，僅用178天，Webull就獲得了美國金融業監管局（FINRA）頒發的證券經紀牌照，成功入駐華爾街44號。

Webull的融資經歷多少能反應中國出海公司所長期面臨的資本窘境：一方面，是創業早期因商業模式尚未跑通、國內主流投資機構長期對出海賽道態度曖昧，而融資艱難；另一面，則遠離國際主流創業者圈層，被國際資本所忽視。

這些中國創始人仿佛中外資本世界的“棄子”，生存在局促的夾縫里。“無法與國際主流資本親近，也難以在早期取得更多本土資本的真正信任，仿佛一直處于世界的真空地帶。”一位投資人說。

中國最大社交出海公司赤子城的創始人劉春河第一次到硅谷是2014年，那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踏出國門。也是在那一年，創業的第五年，他才收獲了第一筆機構投資。只做海外市場的這個決定讓他沒少遭受周圍的質疑和白眼，沒什么交情的人甚至譏笑他奇葩、搞歪門邪道，一個沒有出過國門的“土鱉”妄想做全球化的生意。

就算是有一定本土背景的硅谷華人所創公司，這樣的困境也依然存在。2017年5月，Weee!創始人Larry Liu在上海一家便利店樓梯上摔斷了三根骨頭。上一刻，他剛剛被一位國內投資人拒絕。

此前的三個月，他已經因公司資金問題連續見了40多個投資人，奔波于美國東西海岸之間找錢失敗。將最后的希望寄托于國內投資機構，仍是無功而返。Weee!的三位創始人不得不放棄以華人團長模式做生鮮電商的策略，改做更容易理解的一站式平臺，并把各自積蓄全部投入公司，才勉強拿到投資人提供的少量過渡款。

2015年6月，東南亞本土電商平臺Shopee誕生，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師退休基金的投資人來到李小冬新加坡的辦公室。在敲定投資后，這位投資人還在擔心李小冬會不會把這筆錢虧到里面。他問道：“你確定不會搞砸對吧？這可是加拿大教師來之不易的養老錢。”李小冬答：“別擔心，我們亞洲人不會讓老師失望。”

“很多情況下，國際資本面對中國獨有的商業模式都會保持警惕。一方面要他們去理解就有難度，另一方面，他們很難相信華人能在全球市場做成這些創新，尤其是面向消費者的創新。”有投資人分析道。此外，從文化親近感上來看，華人創業群體也的確與西方投資人存在情感上的疏離。

近兩年，這種情況已悄然發生改變。創業九年來，“卡斯丁KastKing”只在2017年拿到安克創新的一筆戰投，但在2021年開啟A輪融資時，主動找來的資本之多出乎意料，“中國全是主流VC，國外有幾家比較大的基金”，崔天石在見了其中四家后只選擇了一家。

長期在硅谷活動的郭威對國際資本變化的感受最為直接。“今天，如果這里的投資人聽說某個中國創業者在做美國版的拼多多或者餓了么，會表現地非常興奮。”并且，持此種態度的國際資本正在變得越來越多元化。UpHonest Capital投資過一個早期生鮮電商項目GrubMarket，最近有來自俄羅斯、以色列的資本找上郭威，希望他能出讓老股并引薦創始人。

為了能夠系統性地找到具有潛力的華人創業者，作為一個新機構的代表，梁杰要回答的問題是：在出海主要賽道的venture階段，如何保證資源和效率達到足夠聚焦？

“首先，我們會系統地去研究跨境領域主要機會在哪，venture階段還能抓的機會在哪。從時光機角度看，全球不同區域數字化發展的進程差異是很大的，我們有一個簡單的總結，‘發達國家做供應，新興市場做基建’。然后具體到商品側，渠道品牌、產品品牌、哪些品類值得做，會重點做研究對比討論。其次，作為一家小機構，既是domain leader又是decision maker的角色，這會給我們局部的效率優勢。”梁杰說。

歐洲最大的科技基金之一Hedosophia過去多年的目光一直放在歐洲和美國，但兩年前在北京設立了辦公室。其中國區合伙人段熠理告訴我們，Hedosophia在中國的目標非常明確：尋找有志于全球化的中國創業者。

“一個科技新方向出來，別人看的是國內市場怎樣、哪個團隊最好，我們主動出擊尋找哪個團隊更適合做國際市場。” Hedosophia總部與中國IC保持獨立，由更了解中國創始人的中國團隊做出本土項目的投資決策。同時，作為一支全球化的基金，Hedosophia在東南亞、歐洲和拉美都設有本地化團隊，最大程度為有全球化愿景的中國創業者提供落地支持。

很大程度上，國際資本的轉變還是因為Zoom、Weee!、wish、Doordash等成功案例讓早期投資者和部分中后期全球基金賺到了錢。但一些更敏銳的投資人則觀察到了，全球市場中華人創業者“內核的變化”。

BAI資本第一次認真看出海大概是在2015年。團隊最初定義了一個主題——China based global company，即中國創業者把供應鏈優勢和商業模式經驗輸出到海外。但這兩年，BAI資本則已將主題改為——China based international company，指的是要去尋找day one就前往當地、直接參與國際競爭的中國創業者。

兩者的差別在于，在過往，前者是一個模糊的、大一統的、同質化的概念，“只要走出國門就是global”。而現在，改革進入深水區，國際局勢變幻，后者更要求準確的戰略選擇和定位：去到哪里，與誰合作，找準自己的產品定位，以及在全球價值鏈當中的價值——才能夠遠交近攻，合縱連橫。

而在Hedosophia中國區合伙人段熠理看來，此前很多出海企業并沒有從戰略層面把全球化提至最高優先級，都是抱著先做國內順帶著做一下國際業務的方式。“我們渴望中國創業者能更早一步去國際上定義新的商業模式。”

很多年前，有投資人與美團王興第一次見面聊了6個小時。兩人僅有一個談話主題：如何在將來做成一家全球化的公司。縱使如王興般有“無限游戲”的偉略，但當時的環境下，國內市場足夠巨大，再一流的創業者也只能優先本土。

對此昆侖萬維CEO方漢則認為，第一互聯網人才都是逐綠洲而居，而綠洲是人口紅利帶來的，中國人口紅利正在消失，人才出海是主動選擇的結果；第二，在非洲、中東、拉美等地區，全球互聯網將持續存在信息化紅利，這對中國出海創業者仍是一個特別大的機會。

最近兩年，看了好幾年出海跨境的龍宇發現，隨著國內競爭態勢發生改變，各種紅利消弭殆盡，出海成為一個“極其自然的溢出”。她認為，中國未來十年內有兩個優勢是全球任何國家無法挑戰的：一是供應鏈，二是工程師。

“以前最好的創始人都在忙國內市場，現在越來越多的創業者day one就前往海外。新一代的Chinese founders完全不打怵海外市場，并且越來越會管理國際員工。”

如果此時非要去總結新一代Chinese founders特點，可以說，他們是一群從創業伊始擁有全球化思維、思考全球化配置的創始人。無懼于在海外市場建立當地團隊，與中國互聯網圈聯系緊密。更重要的是，這群人深切理解“華人在海外最擅長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做到比全世界創業者更早一步？”

黃珍在2017年從阿里離職，在中東創立物流公司iMile，專注解決中東電商物流最后一英里配送問題。iMile的服務對象正是以SHEIN為代表的中國跨境電商們，還有一半是當地客戶。有一次她去墨西哥開拓市場，很想邀請當地一位曾在亞馬遜工作過的人加入，對方剛開始不屑一顧，直到她拿出中國的電商軟件演示，對方一下愣住了，“這技術應用水平超越我們3-5年”。沒過多久，他火速加入iMile，擔任墨西哥高管。

企業家施振榮曾提出過“微笑曲線”的概念，即產業鏈上的價值呈U型分布：研發和技術（左側）、組裝和制造（中段）、品牌和市場（右側），兩側的價值明顯高于中間。

如果說，中國早期出海企業集中在中段，那向兩側發展才是當下與未來。以SHEIN為代表的DTC品牌位于一側，以聲網Agora為代表的技術出海公司則位于另一側。

梁杰認為，向海外輸出“shallow goods”即淺層商品的公司天花板是有限的。shallow goods的核心競爭力建立在勞動力和供應鏈。而SHEIN、TikTok、Shopee為代表的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數字化基礎設施等“deep goods”的輸出核心競爭力在于中國的數字化優勢，背后是工程師紅利。

然而在婁洋看來，目前雖然Chinese founders可以受益于中國市場knowhow、工程師、供應鏈等一系列跨國優勢，但在融資端，中國資本出海正處于萌芽期，真正熟悉出海投資的機構仍然是少部分。

現在，照搬中國模式復制到海外某一個新興市場的“時光機效應”已然失靈，高榕資本投資合伙人、原快手首席增長官劉新華提出，“創業者需要更從出海思維轉變為全球化原生思維，這是過去三年出海底層較重要的邏輯變化。”

在逆流中航海

過去二十年，中國的新商業文明更聚焦國內，不僅因為這里擁有最廣袤的市場，也因為——至少從結果來看，這里的競爭環境、產品更新、乃至消費者對創新的敏銳度，都使得這片土地成為創業者們自我錘煉的最佳場所。在中國，注定創業的人們得到了強度遠高于其他地區的磨練，必須更早地發明、改良新的商業模式，并在極度激烈的競爭中舉一反三。

正因此，人們在2015年看到了新經濟創業者們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主動出海。比如殺入印度和東南亞等地的UC News、News Dog等新聞聚合類工具，出海泰國的微信wechat，阿里投入巨大的Lazada。

從中不難發現這些企業的共性：中國新興商業模式向落后土地的大遷移。

彼時，國內正經歷著移動互聯網創業最后的狂歡，那一代創業者最擅長的商業模式創新遭遇了漸趨飽和的市場空間和日益降低的人口紅利。于是，正如孫正義提出的“時光機理論”那樣，尋找中國模式可以著陸的新市場，將未來帶到過去，成為那一批出海創業者和投資人的新選項。

正因此，與其說2015年左右的出海浪潮是國內創業者的視野進化，不如說更像是一場時代套利思維下的大躍遷。但最近幾年，新一代的Chinese founders涌現出來。北美、歐洲，那些我們曾視為“先進”的地區成為這群創業者從第一天就看準的目標。

誕生于上海的Musical.ly從創辦就試水北美市場，2017年被TikTok收購后成為后者橫掃歐美的一柄利劍。創辦于美國的Aventon是最早看到兩輪車電動化趨勢的公司之一，其創始人章建偉出生于浙江永康，從2017年就開始研發E-Bike。一加手機前聯合創始人裴宇2020年在英國倫敦成立了一家新型消費科技公司NOTHING，他要將中國最牛的工程師、供應鏈與歐美最好的工業設計、品牌營銷整合起來，“持續創造標志性的科技產品”。

更令人驚喜的是，在中國人擅長的商業模式創新之外，逐步誕生了真正可稱得上“技術出海”的企業。

比如，被稱為“技術出海第一股”的聲網Agora。其創始人趙斌是Zoom袁征的老同事。創辦聲網Agora之初，趙斌就在上海和硅谷設立雙總部，并以“世界級的技術企業”為目標。目前，其服務的企業包括：美國最大的第三方播客平臺Castbox、美國最大婚戀社交平臺The Meet Group、日本二次元音頻社區 LisPon、印度最大即時通訊應用Hike等。

數據顯示，在2018年，中國數字經濟產業規模占GDP比重就已達到34%。有機構預計，10年后這一占比將超過50%。按網易丁磊的說法：做到30%，可以拼本土；做到50%，就要拼世界。

從這層意義來看，新一代Chinese founders走出國門是一種必然，與前行者們不同，這群人的本質是中國商業生態，或者說中國創業者能力的溢出。今天，幾乎沒有一家中國公司不渴望成為一家出海——或者說全球化公司。

從2001年加入WTO開始，中國深度參與到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之中。中國已成為全球制造業的中心、工程師紅利的中心、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的中心。人們很容易就能從出海領域的中國創始人口中找到充沛著自信的表達。

公認最成功的出海企業之一大疆的創始人汪滔就說過：“在我們的父輩時代，中國一直缺乏能打動世界的產品，中國制造也始終擺脫不了靠性價比優勢獲得市場的局面。這個時代企業的成功應該有不一樣的思想和價值觀。”25歲的崔天石決定創立卡斯丁KastKing時喊出了這樣一句口號：中國人應該有自己的世界級品牌。

此種表達固然充滿著豪情和勇氣，同時也或多或少、不自覺地被添上了當下的時代底色。以色列調查案記者納達夫·埃亞爾在2018年寫就了一部非虛構作品《逆流年代》，探討了一股“反全球化”的“逆流”：曾經建立于二戰之后的“共識”一去不復返，在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浮現了質疑全球化的情緒。

如果你相信“威脅”，那自然就會建構出城池與堡壘；如果你相信“理想”，則能邁開腳步，踏上平坦的世界。對于今天新一代的Chinese founders而言，全世界的消費者與時代所期待的是，他們能夠持續拋開復制與遷移的思路，開創天然就全球化的新興企業。

出海從不應是一個賽道、一個行業、一個地區。就像我們從不會去定義喬布斯或馬斯克是US founder，去哪個市場、創什么業，只與創始人的抱負、視野和能力相關。

公元1405年，明代航海家鄭和開啟了他的海上環球時代。相比80多年后啟程的哥倫布，他下西洋的裝備要多出200余艘船只，以及超過4倍的排水量。但后來，是曾經落后的西方控制了海洋。

今年4月，已經許久沒有回國的郭威，在傍晚時經過硅谷最繁忙的101公路。偶然間抬頭看見一塊偌大的廣告牌，兩家公司密密麻麻貼著招聘啟示，而它們的掌舵者，都是中國人——不，都是創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