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浪來的時候,沒有誰顧得上分辨方向,但打在身上,都是一樣的痛。
改革開放后的義烏,用40多年時間打造出種種光環。小商品、電商、快遞、直播,一條紅紅火火的產業鏈條中的每一點風吹草動,都牽動著末梢的神經,扯動著每一個環扣,或松或緊。
0.8元,0.9元,1.2元,1.3元,2.2元,2.3元,這1元多的差價,曾點燃社交網絡。義烏到底在發生什么?
“價格洼地”不復存在?商戶用腳投票?產業外溢?面對未來的諸多變數,我們到底想要一個什么樣的義烏?
市場規范、競爭公平、運行平穩有序,更好服務經濟社會發展,這是行業給出的答案。這半年多,義烏像一個小窗口,傳導著郵政管理部門維護市場秩序的堅定決心。
要不要管,能不能管,怎么管?這是義烏郵政管理局(以下簡稱“義烏管局”)一直要面對的問題。
2014年6月,義烏管局成立。作為全國第一個成立的縣級郵政管理機構,義烏管局從誕生起就意味著重任。
“價格洼地”是2021年3月前義烏身上最大的標簽。“產糧區”“兵家必爭之地”,從物理空間和行業空間來說,義烏占據天時地利。
電商紛至沓來,云倉真的如云朵般紛紛飄移而至。一毛兩毛的差價,足以讓一輛輛卡車開進義烏。最明顯的是數據,金華(義烏)市的快件量,2018年36.6億件,2019年59.2億件,到2020年直達90.1億件。而全國的快遞年增長率,2019年和2020年分別為25.3%和31.2%。
抽象的數據下,更多細節值得探討。
件量急速地躥高,很容易出問題。尤其是當更多規則被掌握在平臺、電商和快遞總部手里時,電商的價格低需求和總部的件量高增長需求之間,總需要有人來填平鴻溝。
為了任務,網點赤膊上陣。滿足不了需求怎么辦,找黃牛;拉不來客戶怎么辦,接著降。
2017年,3.5元;2018年,2.5元;2019年,1.3元;2021年上半年,有的網點“一個月連續4次降價,連財務報表都做不出來了”。
有傳言最低時的快遞單價只有0.8元。盡管如今回憶起來,大家都說那么低的價格只是少數,更多是喊不是做,但現實就是一上場兵戎相見。被各方裹挾的加盟商,看上去沒有絲毫的動搖,但在內心深處,打下去的每一毛錢,都是自己的真金白銀。沒有誰更了解自己的錢包,但錢包的控制權,不在自己手里。
2021年3月,義烏管局與義烏市快遞協會針對義烏快遞業派費和成本情況進行走訪了解。“當時的最低價約1.3元/票。”義烏郵政管理局局長應海上說。
市場經濟發展必然帶來發展不平衡的問題。當市場失靈,政府就要對市場進行干預和調控,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或不足。
義烏是全國行業的高地和風向標,行業的影響力非常大。如果任由低價傾銷行為繼續惡化下去,會影響整個行業的發展,對行業的安全也會產生極大的風險。行業管理部門責無旁貸,必須出手,而且必須以有力的措施和手段來遏制這種亂象。
2021年2月19日,義烏郵政管理部門立即成立工作專班,工作內容細化到了10個方面,涉及總部、罰款、價格、份額等;走訪了80多家法人企業,拉賬單、算成本、做測算。在大量前期調研基礎上,工作專班貫徹落實國家郵政局、浙江省郵政管理局相關精神,同時積極征求地方政府的意見。
3月15日,義烏市快遞行業協會制定出臺《關于維護行業平穩有序,推進行業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即“義烏七條”。
此刻,價格戰打得正酣。
4月,依據“義烏七條”,義烏郵政管理局對極兔、百世下達警示函。無果情況下,義烏管局果斷采取強制措施,關停部分分撥功能。
用幾位從業者的話來說,“價格的問題要重視起來了”。
5月,義烏市快遞行業協會出臺《義烏市快遞企業經營自律考核辦法(試行)》,對在義烏市經營快遞業務的各品牌企業,從安全生產管理、市場秩序維護、綠色快遞治理和自律機制執行等四大方面進行考核。
6月,國家郵政局調研義烏市場秩序規范和快遞小哥權益保障等問題,肯定了義烏管局的工作,要求堅定信念、鞏固態勢、健全機制,把工作做實做細,充分利用義烏是全球“小商品之都”這一得天獨厚的優勢,守住陣地、鞏固高地,釋放更加強大的內生動力。
7月,浙江省郵政管理局與省市場監管局聯合印發了《關于規范快遞服務治理價格違規行為的通告》,要求快遞企業應對服務價格明碼標價,并按照快遞服務標準提供服務,且不得以低于成本的價格提供快遞服務。
9月,為響應7部門制定的《關于做好快遞員群體合法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六大快遞企業集體為快遞員上漲0.1元派費。
政策密集出臺,拳拳到位,從地方到國家,監管這只有形的手對持續多年的價格戰連續做出動作。
2021年4月起,義烏的價格戰有了收斂的勢頭,但重回理性并沒有那么快。直至9月,義烏新科中通何航濱才感覺自己喘上一口氣來。
清醒后,心有余悸。
2021年農歷年過完,何航濱的網點每天40多萬件,一個月虧損100多萬元;北苑韻達龔斌每天發貨五六十萬單,到8月算上總部的補貼還凈虧損630萬元,他活生生地賣掉了一套房子,還另外借了300萬元,“心疼死了”;廿三里圓通黃萬宏給自己算的賬是如果這樣下去可以堅持到2021年7月;義亭極兔(百世)郭強2019年之前網點日均快件量達30萬件,而現在不足一半。
往事不堪回首。價格戰表面上直接影響業務量的高低,深層次里影響的卻是整個網絡的質量和品牌的公信力。
據義烏管局調查統計,2020年,在義烏突破70億件快遞業務量的光環下,50%的網點微利,30%的網點虧損,20%的網點面臨倒閉,靠總部掛“點滴”生存。而在2021年上半年,虧損網點占比擴大至90%。
而當時,義烏擁有中通快遞網點130家、韻達速遞網點99家、圓通速遞網點63家、申通快遞網點26家、百世快遞網點47家、極兔快遞網點31家。
“我們得出的價格戰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快遞業增速與品牌總部業務量指標考核對比相悖。2020年義烏市快遞業務量同比增速約50%,而部分品牌總部對業務量考核指標達到驚人的70%,導致品牌網點企業為完成指標利用低價吸取業務量。二是廣州與義烏快遞價格的對比,比如3月中旬義烏快遞輕小件最低為1.3元/票,廣州為1.6元/票,導致衍生出大量的黃牛賺取中間差價,破壞市場環境。”應海上說。
在應海上的辦公室里,曾經有看不到頭的網點老板嚎啕大哭,到了繃不住的時候,真的是一步都很難邁出去。
而如今,義烏傷掉的元氣逐步恢復。
“發展增速雖然放緩,但不是一件壞事情。可以讓總部和網點冷靜下來好好復盤一下,往事真的不堪回首。”何航濱更喜歡現在的感覺。
義烏新科中通全員200多人,業務量在義烏中通網點中名列前茅。價格恢復理性,新科中通收入實現了與2020年的持平,“不虧損,略有微利”。
重拾信心的何航濱已經把下一步的發展重心放在高質量發展上—增加投入,做好客戶的前端服務,提升攬收速度、發貨時效、客服響應速度;1月起給全體員工上五險,春節提供暖心服務……
何航濱認為,從“價格戰”到“價值戰”轉變的關鍵時刻到了,快遞企業首先要從觀念上實現轉變。“以前習慣了價格戰,今后要習慣價值戰。其次不能再和從前一樣,為了數量不停地去擴規模、搞內卷,而是要把資金用在團隊、文化等的建設上……”
龔斌也多收了“兩毛五”,9月開始實現了盈利。他說自己一直都知道價格會漲回去,回歸理性。“但無法預判時間。其實并不在于我們希望它漲,而是我們每年的運費人力都在不斷增加,價格有什么理由不漲?”
黃萬宏總結了2021年快遞價格在義烏的規律:“之前義烏的價格過完年后是快速上漲的,到10月可能會稍微調一點,等到‘雙11’沒過完的時候又開始快速下滑,打價格戰;2021年相反,過完年價格快速下跌,4月后開始一路往上走,‘雙11’之后還是穩在這里的。”
“現在總部的要求是:進港派費不能低于1元,出港市場價不能低于2元。圓通不打價格戰打服務戰,要把服務做好,把溢價提升上來。誰來和我們打價格戰,我們不打,你做你的價格,我做我的服務。”
這樣的想法在如今局勢轉變之下值得點贊。
“監管部門這次等于是延長了二線品牌快遞的生命。”上半年一直虧損的郭強,下半年也復活了,“幾十萬,略有微利”。理性的回歸,也讓他有精力著眼于未來的發展。極兔與百世的融合正在關鍵時期,過渡期讓他面臨不少困難。
2021年底,義烏快遞業真的煥然一新。
義烏管局提供的資料顯示,年初的最低價1元/票到12月底上漲到1.9元/票。90%以上站點由虧損轉盈利,快遞小哥的收入得到提高,行業幸福指數得到提升。
管理部門實打實的舉措讓義烏快遞企業十分信服。“義烏的監管力度比其他地方監管要大一些,可能是管得最好的。他們會站在我們企業的立場去考慮問題,處理問題。不光是提高價格,疫情防控、停電限電,全部都是義烏管局去溝通的,我們這里快遞公司和電商的電就沒有停。”
如今義烏快遞業日均攬收量大約2800萬件,民營快遞企業0.3公斤的首重價格已經穩定在2元以上。
“2元時代”來之不易。
義烏市申通經理徐飛明說,國家主導派費上調和保障基層員工相關權益辦法出臺后,各網點的生存空間有了一定拓展,主要來源于總公司對網點生存更加重視,在政策上也會更多考慮。
“網點對政策的感知是很明顯的,對于大部分小網點來說也是一件好事,不用天天擔心客戶被低價搶走,反而有更多時間放在運營管理上。但對于一些大網點、有運營能力的網點來說也存在業務量不足、攤銷成本高的情況。”
應海上并沒有來得及喘口氣,他一直想的,是穩。穩義烏的行業地位,穩網點的有序發展,穩快遞與電商的協作,穩政策的支持,穩更好的服務質量。他和過去的每一天一樣,渴望這個行業更好地服務義烏經濟民生。
2021年12月22日,義烏市快遞企業經營自律考核辦法正式實施,在修訂了兩次之后,對安全生產管理、市場秩序維護、綠色快遞治理、自律機制執行、疫情防控工作等條目結合實際進行了進一步細化,每一分都實打實地具體而翔實。
希望這一次,大家都做好了準備。
如果完不成任務,總部會罰款;如果不罰款,只能去填件;如果去填件,就要面對黃牛。
攬派分離,這種作業模式,是“產糧區”獨有的,進出剪刀差巨大,決定了攬件員不會去派件。攬派分離,平衡作業,收入相對調節,各司其職。攬件員的任務,是維護好和客戶的關系,是駐場收件時最常見的方式。但增量大致穩定,蛋糕就那么大,除非大促。網點最大的苦惱,是每到月底,完成總部的任務考核。
“市場增量40%,你讓我完成60%的增量,我怎么做?”黃牛的價值在這個時候最為明顯。只要能比罰款低,什么辦法都可以想。
第一類黃牛就恰逢其時地填補了這個縫隙,離職的快遞員,倒閉的網點老板,某個有頭臉的快遞親戚,都有可能有新的身份。
黃牛成為攪亂價格戰渾水的一部分,同時也在里面如魚得水,游走于中間層,來賺快錢。
“價格在0.8—1.3元的時候,別說是在周邊,就是在福建、廣東的快件,也要打著‘飛的’去義烏發貨。就算這樣,仍有0.3—0.5元的差價可以賺取。”
東北、甘肅、內蒙古……依靠價格的偏差,義烏消化著越來越多的件量,同時還有足夠的產能對接直播帶火的龐大訂單。
市值靠后的公司渴望取代頭部公司,內部嚴重抗議,總部利潤攤薄,但戰車一旦開出,靠自身能力已經很難停止。
月底沖任務那幾天,每個網點都是焦灼的,大客戶的件量具有無上的吸引力,掮客黃牛應運而生。業務員為了省去開拓客戶的成本,把交接客戶的工作交給黃牛并作出部分讓利。黃牛利用自身網絡成為業務員的下線,有的業務員甚至會根據黃牛的效率不同而放價。同時,也有部分客戶本身就是黃牛。
“什么是‘黃牛’?他是‘光牛’,是沒有編制的快遞員,他能拿到好的價格去撬動業務,正規業務員為什么拿不到這個價格,這就是人性。”
不但大車拉,甚至打“飛的” 發送。
所以周瑜打黃蓋,一個愿打一個愿挨,真正笑的是誰。
“沒有誰和錢有仇。”
一位加盟商開玩笑地說:“在義烏,快遞和客戶的感情只值5分錢。”
第二類被網點稱為黃牛的,是總部的市場部。拿加盟商的話來說,“那是總部的親兒子”。市占率是懸在每家快遞公司頭上的一把刀,各家快遞省區及總部市場部釋放的特殊價格口子的“官方黃牛”,也是很明顯的存在。
“敢怒不敢言”。
資源就是權力,面對市場,總部有天生的敏銳性,敏感地感知炮火,趕到前線去分羹,有著自身的價格便利。
第三類外來的“掘金黃牛”,是掌握電商資源的園區,低價招攬電商入園,協調快遞進區,張羅捆綁發貨,手里是議價權,官方說法是“為入駐電商爭取利益”。
網絡不穩定,快遞員權益受損,虧錢少錢把市場搞亂。對于在快遞周邊活動的市場敏感人士來說,每一次出現,都踩準了那個決定命運的關鍵時間點。最瘋狂的時候,黃牛的件比網點的還多。唯獨網點的權利,悄悄地退到了最弱處。
2021年12月3日,國家郵政局召開企業座談會,國家郵政局局長馬軍勝對快遞公司一把手們直言不諱:“為什么大家都還要低頭,大家要從源頭上加強控制,不是地域的件不入網,兩頭堵,兩頭查。”
而在這之前,義烏的黃牛發現,已經沒有了容身之地。
當義烏快遞重回“2元時代”,久踞的快遞黃牛,在義烏失去了“熱土”。
“受限于價格管控,生存空間相比之前小了很多。黃牛沒有了操作的空間,‘飛的’打不了,公路運輸的幾毛錢成本也讓黃牛們望而卻步。”
“黃牛現在越來越沒落了。嚴格跨區取件后,公司里面活躍的黃牛都要死掉了,如果大家都能嚴格執行政策,平穩的局面可以保持。”
采訪中的每一個網點,當初可能都接受過黃牛,但面對來之不易的局面,誰都希望治理力度可以統一和保持。
也有業內專家估算,目前義烏快遞黃牛的市場份額不高于總量的5%。
現實不能掉以輕心,別忘記,他們一直在推門。
商家到底要什么?是快遞價格無秩序地低下去?其實不是,平穩和秩序最重要。
義烏要什么,想要一個什么樣的增長質量,高質量的長期主義,肯定是答案。
應海上用扁擔的兩頭來形容電商和快遞,挑在政府的肩上,哪頭都不能偏。電商蓬勃,快遞破敗,不但不能服務當地商業,也會嚴重破壞義烏產業發展,最終會損害義烏的城市形象。
因為價格戰的真正問題在于,數量的內卷終究會導致服務質量的下降和網絡的不穩,資金斷鏈,網點倒閉,老板跑路,員工討薪,服務跟不上,產品運不出……
義烏玩具電商堯雨(化名)做的是義烏本土中小電商企業,每天通過快遞向全國發貨近萬單。他認為快遞企業目前最大的問題其實在于服務。
“比如暴力分揀,這導致很多電商公司要在包裝上花很大的精力和代價,里面的損耗是很嚴重的,像我每年至少有三四十萬元的損失。”
服務靠什么?靠企業投入,人的投入、設備的投入、企業文化的建設。
這些都需要錢,如果不管,快遞本身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另一位做飾品生意的電商劉云(化名)說,他們做電商的希望并不高,只希望能夠和其他城市的電商公平競爭。
“電商和快遞一樣的道理,要比誰的服務好,誰的物流體系好,不應該比價格。我覺得拿價格去殺客戶,最后傷的還是自己。所以快遞回歸理性是很正常的,如果不漲價,快遞小哥也沒飯吃。”
看待問題都是理性的。誰都知道,不好的服務對于自己意味著什么。
商家評判快遞公司會看后臺,參照幾個標準:一是客戶評價,二是綜合評分,三是售后處理量。“菜鳥指數只是一個參考,商家本身就是參與者,他不需要材料評分,自己就能判斷。”
但這些標準面對低價的誘惑時,除非是有特殊需求的商家,哪家快遞企業都能干的普貨,掉頭迅速。
“沒有誰和錢有仇。”當然每個商家都不會只有一個合作快遞,選擇的杠桿首選那個最便宜的,第二家備選的,是那個價格高得不是很多,但售后服務質量比較好的。
大家給拼多多排了一個快遞公式:極兔+韻達,極兔+中通,極兔+圓通。極兔和百世的組合極少。
而在淘系,大部分都是3—4家備選快遞,加上郵政,有的多達5家。
這和產品結構有很大關系,淘系產品相對高一點,不在乎最低價格,而且對接了多家快遞,要篩選打單,運營成本提升。
最重要的是,拼多多的商家一般倉庫面積受限,如果選擇多家快遞合作,場地不夠用,成本是最多的考慮。
在電商和快遞相互角逐和交替的過程中,對電商和快遞都像走鋼絲一樣。畢竟,現在電商競爭的激烈程度不亞于快遞。尤其當新一代年輕消費群體崛起,售賣爆款的風潮逐漸成為過去時,每一種需求都指向千萬種更具體的選擇。何況商家也同樣面臨著重資產的投入。
2021年對義烏電商一樣特別難。上游供應鏈原材料、人工都在漲價,下游快遞漲價,同時場地租金也在上漲,再加上銷售端的內卷,電商價格戰打得“超級厲害”。
“我有一個單品原來的拿貨價跟現在差不多,但是那個時候品質說實話比現在好得多。以前賣59.8元,現在賣34.8元,價格將近砍半,產品質量必然下降。自從拼多多和抖音加入以后,整個價格比2020年下滑了20%—30%,你說怎么辦?”堯雨同樣面臨著這樣的問題。
樓云鵬,義烏本土電商,2006年大學畢業就回到義烏經營線上的百貨生意,到現在已有15年,從淘系平臺、京東平臺拓展到拼系和直播平臺。“沒辦法,百貨就是什么價位的商品都有,SKU就有4000多個。百貨這種商品,全國都在做,沒什么門檻,一樣的商品,在哪里都能賣。”
先行的,永遠是平臺,因為它對用戶的感知更為敏感。
“現在真的不是打價格戰的時代了。”快遞網點的這句感嘆,電商也想說。
重新回到電商,畢竟在這場戰役中,他們一邊受益一邊糾結。
快遞漲價,與郭強合作的電商不可避免地搬走了一部分。郭強把原來合作的兩三千家電商劃分為3個陣營:第一種是隨價逐流的,“他們的場地本來就不在這里,價格一高,他們隨時會搬走”。這些電商來自全國各地,河南、湖南,以及華東地區比較多一點。目前郭強流失的20%電商客戶基本就屬于這一種。第二種是場地在這里,生產廠家也在附近的,他們可能不會一下子都搬走,但是也坐不住,一邊找政府一邊觀望,伺機搬遷。第三種是產業鏈就在本地,對價格的上漲不是很敏感的,也就暫時沒有搬離的打算,比較穩定。
堯雨做的是10元以上的生意,“類似拼單和直播的客單價低于10元的都不做”。就算這樣,此輪快遞價格的上漲對他影響也比較大。
“一個月多出近30萬元的成本,一年就將近400萬元。”但堯雨暫時并不打算離開義烏,對他來說房租的成本不算多,每年100多萬元房租,搬到外面只能省幾十萬,外圍的快遞價格也并沒有低很多,“不值得折騰,搬出去可能付出的代價更大”。
他舉京東物流和通達系的例子來說:“在義烏,低價對京東物流的沖擊很小。因為發京東的產品,我都是不用再加紙箱。而通過‘通達系’要多支出一兩元的包裝成本。另外還有售后問題,服務好了售后問題也會減少,退貨相對比較少。所以綜合來看,京東雖然價格高一些,但我也會接受。因為成本從其他方面省出來了。”
專家表示,從長遠來看,價格上漲對大型電商來說影響可控。比如一名客服每月工資5000元,每天處理退款、退貨、對接快遞公司、補單等工作,折算到每件快件上成本也要0.3元/件。隨著快遞價格恢復理性,快遞服務不斷提升,退貨率將逐步降低,客服反而不用那么多,成本反而扯平。而中小型電商,對退貨率的要求更高,如果價格上漲能帶來快遞服務的提升,也能讓他們節省一些成本。
“如果說還有影響,那就是拼單平臺上和直播平臺上追求一兩毛利潤的電商了。”所以,不可避免地,還是會有依賴超低價生存者短時間退出。
在堯雨看來,受成本的影響,一些電商還是會考慮離開義烏。因為在房租、人工成本方面,東陽、諸暨、衢州等地,是低于義烏的。“義烏的房租每天每平方米要22元,外地可能只有15元,衢州那邊可能只有10元。”一些體量足夠大的賣家,比如房租差價達到200多萬元的,可能就會外溢。
“從我個人來看,我真的是不反對快遞漲價。”接受采訪時,樓云鵬首先表明自己的態度,“但是漲價也要漲得合理,義烏這么大的量,價格反而比全國都高,這說不過去。”
不只是心理上不平衡,樓云鵬還要來應對電商之戰。他現在想到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在石家莊建分倉,“便宜的貨品、爆款整車拉到石家莊發貨,義烏這邊只能轉型做精品了。沒辦法,爆款的利潤只有0.1—0.2元”。
為什么要去石家莊?“周邊打聽了一下,也有朋友在那邊,房租、快遞、人工都比這邊便宜。”樓云鵬在義烏租了整整兩層倉庫,每年租金都能漲二三十萬元,“二三十萬在那邊得租多大個倉庫?我這邊再退掉一層,又能賺一筆”。
與樓云鵬一樣有想法的還有劉云。這位山東漢子靠著飾品和云倉生意在義烏扎下了根,日均單量四五萬件。他覺得這次快遞漲價不應該漲這么高,這給他很大壓力,最大的不滿還是不公平。
“周邊像江蘇、安徽等地快遞費都蠻便宜的,一漲價,就有了0.4元—0.5元的差異,我的很多同行都把倉儲放到外面去了。”他舉了一個例子,1萬單飾品,只要找一輛9.6米的貨車拉到江蘇發貨,就能比義烏多賺5000元。像劉云每天四五萬單,如果拉到外地發貨,就能多賺2萬多元。
他想不通,義烏的理念本來就是打造小商品批發城市,快遞是絕對優勢,如果沒有快遞優勢,怎么吸引人都來義烏做生意?“飾品的單價只有10塊錢,利潤只有幾毛錢的空間。下一步,我要等義烏的政策,希望年后價格能降到2元以下。”如果快遞價格不降,他只能把爆款產品放到外地發貨,體量占2/3,剩下的普通款就在本地發了。
義烏小商品城多年來打下的基礎是集聚效應,是資源集聚、人口集聚、物流集聚,這吸引了一大批外地商人來義烏建倉。電商在義烏飛速發展,“拼多多、抖音等直播平臺‘拎包入住’,最大的原因就是物流快遞有優勢。”堯雨擔心,一旦物流快遞優勢不再,整個義烏的集聚效應也會逐漸喪失。而且,排除物流快遞的因素,已經有不少大的頭部企業搬離了義烏,“因為缺人才”。
“這兩年,我認識的朋友有一些搬到杭州去了,但是他的發貨地還在義烏,客服也在義烏。畢竟現在異地經營或者多元化經營很容易實現,銷售和倉儲是分開的。比如我的貨源在全國各地都可以找,很多上游供應商都是廣東那邊的,義烏本地只是給我做一些配套包裝。”
所有的產業發展,都是一個漸變的過程,這個漸變,比最初的開啟更艱難。該面對的關卡,一個都不少。還好,路還很多。
義烏暫時趨穩背后有沒有隱憂?
電商、快遞、當地政府,從機械角度講最穩定的三角形結構里,每一個都是關鍵部分。
服務的好與客戶的忠誠相互呼應,但一旦遭遇現實的空間擠壓,就要抵抗數不清的反作用力。
“急于搶占市場的在1.8—1.9元,大部分市場份額穩定的在2.2—2.3元。”快遞專家賴松錢分析,“東陽、溫州、臺州、諸暨等,浙江全省的快遞價格基本上都已經上調至差不多的水平,并穩定下來了。”
“我很感恩電商的發展。沒有電商的高速發展,也就沒有我的今天。”何航濱感慨道。因此,拾得雨后彩虹的他決定把大部分精力用在更好地服務客戶身上,共同發展。“雖然從價格方面來說是越低越好,但是他們也理解之前的快遞價格肯定是不合理的,對這次的漲價基本還是能接受的。”
但何航濱的客戶們也有擔心:“義烏漲得比其他地方還高”“能不能比其他地方價格低一些,保持義烏的價格優勢地位”……也有一些客戶流失,去了周邊價格暫時更低的地帶。何航濱希望“全國能夠一盤棋”。
快件價格的提升必然會對當地電商產生影響,如商流外溢、快遞業務量降低等。從宏觀的快遞業發展的基本面或者微觀的電商快遞從業者的選擇來看,現實情況如何?
根據義烏市郵政管理局數據,2021年1月至11月,義烏快遞業務量累計完成84億件,同比增長33.5%;義烏日均業務量年底穩定在每天2800萬件左右。
“基本面目前還在。”應海上說。
在徐飛明看來,電商企業對快遞漲價的反應還是較為激烈的,多次去政府電商相關部門反饋,一是義烏區域商品價格低,基本都是薄利多銷,快遞漲價影響很大,擠壓了生存空間。二是義烏區域漲價,但外圍很多城市仍有低價,這也導致電商企業不滿。
有業內人士透露,目前有20%左右業務單量外流至周邊城市,預計日單量在500萬單左右,溢出的單量仍是以爆品為主。同時因義烏連續幾年的下半年有漲價行為,部分大商家已采取在外省區域設立分倉來平衡漲價。“但目前整體產業性外溢暫時還沒有,畢竟義烏除了快遞價格低以外,產業鏈、人力等其他資源仍具一定優勢。”
該來的會來,該走的會走,走的也就是那些來的。
但人是趨利的。
不管距離遠近,只要和義烏的價差足夠,還是會有黃牛的大規模流動。
實際上,不算外省,浙江省內一些城市的快遞價格已被義烏反超,出現了“義烏價格倒掛”的現象。
“義烏帶了個好頭,把價格漲了上去,讓快遞價格回歸了理性。但這也造成了義烏與周邊城市、省份,以及更遠地方的價格不平衡。這對義烏的電商影響很大。”郭強說。
或者給義烏一點彈性空間,或者讓其他地方和義烏的價格基本持平,要不然很難避免大規模的電商流動。他分析,“電商一旦有風吹草動,那快遞業也要受到影響,租房市場也受到影響,這都是一環扣一環”。
大家看到更多的,是希望。
疫情防控過程中,快遞企業是義烏市第一批復工企業。“時任義烏市委書記林毅親自來我們這里3次進行慰問,那時候電視臺也來了,他就跟電視臺說義烏的快遞不開通,電商肯定起不來;電商銷售起不來,加工廠也不能運轉,義烏城區的商貿城全都開不起來。”黃萬宏也寄希望于義烏現在的領導班子。
業內專家建議,要想國內整體有效上漲,快遞產糧區需要同時進行相關調控。因為產糧區貿易交易量非常大,產業互通,任何一方的調控過高,都會導致產業外流,或者回流。
徐飛明認為,若義烏區域價格長期高于外圍城市,那產業性外溢必然會發生。單一的區域性強管控不能長期持續,若僅僅是義烏區域價格強管控,周邊及其他區域不同步跟上,那必然造成義烏電商產業外流,對義烏的商流、人流和資金流都會有影響。整體漲價對行業的高質量發展才是有益的,任何只針對單點局部區域的強控措施并不利于行業發展。
事實上,郵政管理部門已經有了相關考量。浙江省《關于規范快遞服務治理價格違規行為的通告》,對義烏快遞價格的上漲進行了全省布局。浙江省郵政管理部門也表示,要構建“義烏為核心、區域聯動、發現即處理、省內溯源頭、跨省推移送、品牌抓管理”的治理體系,對以低于成本價競爭擾亂市場、損害用戶權益等行為集中開展治理整頓。
2022年1月6日,全國郵政管理工作會議召開,穩態勢、強弱項、重監管、提質效是重中之重,旗幟鮮明反對內卷,旗幟鮮明反對損害行業權益、員工合法權益和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旗幟鮮明維護市場秩序。要聚焦重點區域重點環節,細化配套措施,集中治理惡性低價競爭、超范圍經營和空包刷單。要堅決防范不正當競爭,形成工作合力,防范資本無序擴張。
每一步棋的背后,我們都嗅到信念的味道。而走好每一步棋,都不是鑼鼓一敲,瑞獸翻飛。
但先知道,再看到,順應流向,才能促進生態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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