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籍貫安徽的“通達系”快遞員老俞來說,這份每天14小時的工作就是一個算術游戲。
首先是派件。老俞累死累活每天能送300件,每件派費1塊,這樣就有300塊;不過為了省事,至少有80單他會放快遞柜或驛站,一單交租5毛,這樣收入只剩300-80×0.5=260元。老俞一個月干滿30天,節假日無休,能賺到30×260=7800塊錢。
其次是收件。派件收入天花板明顯,要想多掙點還得靠收件。不過老俞負責的區域只有些做酒水的散客,每天僅能收30件左右,每件收客戶5塊錢,拋掉打包、膠帶等成本后交給網點一個能賺2塊,這樣一天還能多60塊,一個月就是60×30=1800元。
這些散客什么時候能出一個日發1000件的大客,就是老俞每天睡前祈禱和意淫的事情。
進出小區也是個數學題。老俞覆蓋的片區包括兩個高檔電梯小區和一個大型老破舊小區,后者都是6層沒電梯的拆遷房,送一單耗時是電梯房的2倍,耗的體力則更多。有時看到單子上全是一堆5樓6樓,1樓2樓寥寥無幾,他就喉頭一甜,特別想吐血。
7800+1800=9600不是老俞的純收入,還要扣掉電動三輪的租金200,每月話費200,還有無處可逃的罰款——丟件要罰,投訴要罰,簽收率低了也要罰。老俞剛開始干的時候一個月能被扣兩三千,現在業務熟稔了,但每月也少不了1000塊。
所以老俞的收入公式是:純收入=派件費7800+收件差價1800-三輪租金200-話費200-罰款1000=8200元。
這份勉強夠用的收入,背后是每天至少14個小時的工作:早晨6點起床到網點去揀貨,掃描,裝車,配送,晚上回來后要接著掃描,分揀,集包,平時9點下班,遇到雙11或者618,那肯定要干到凌晨,平時吃飯也是在配送途中,隨便對付幾口。
盡管單量持續增多,但老俞2019年后明顯感到掙錢越來越難:派件費以前都要1塊多,現在經常降到8毛甚至6毛,而網點和總部的罰款也在飛漲,“找各種理由扣你錢”。以前他還眼紅順豐那些跑寫字樓的小哥,這兩年也不羨慕了,“掙的還沒我們多。”
老俞的公式里無法顯示的,是他所在行業的又一場血腥戰爭。自誕生以來,中國的快遞行業以“一年一小打,五年一大打”的節奏在重復一輪輪價格戰,“活越來越多,錢越來越少”。而過去兩年,本已硝煙落定的快遞市場又掀起了一輪慘烈廝殺。
這會是行業的最后一戰嗎?資本會心疼快遞giegie嗎?要想搞清楚這些問題,需要理解以下四個維度的事實:
雖然都叫快遞,但這個行業明顯有兩種活法,一個叫做時效件,一個叫做電商件。
時效件顧名思義,送的東西大多也是文件、票據、高價消費品等,對安全和穩定的要求高,對速度的要求也高,通常都用航空運力來送;電商件也是字面意思,涵蓋絕大多數我們日常購買的電商物品,對安全穩定的要求相對低,在速度上容忍度更高。
中國時效件市場有接近80%的份額被順豐和EMS占據,這里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時效件市場既有重資產壁壘,也有政策壁壘:要保證運輸時效,需要耗費大量資金建設運力,尤其是航空運力,而無論是成立航空公司還是購買貨運飛機,都需要審批。
有極高門檻的行業,對行業龍頭往往是天然的利好。比如順豐旗下擁有75架貨運飛機,每年能做160萬噸的航空運輸量,差不多是全國航空貨運量的1/3,遙遙領先其他快遞公司。而對EMS來說,得益于超強覆蓋度,每年寄錄取通知書就是個大市場。
寄送北大通知書的EMS員工,2019年
而電商件則是“四通一達”(圓通申通百世中通韻達)的天下。兩者最簡單粗暴的對比就是價格:時效件的首重價格(跨省)往往23元起步,電商件只有3元。不過雖然單票價格低,但電商件貢獻了超過80%的快遞單量,對快遞行業成長的最大推力。
時效件與電商件更大的區別在上游:用時效件的大多是個人和企業消費者,這個群體雖然規模大,但非常分散,議價權掌握在快遞公司手里;用電商件的上游是電商賣家,發貨集中,商家能通過各種渠道知道哪家快遞最便宜,快遞公司反而沒什么議價權。
換句話說,時效件是一個toC消費品,還能做出即日達、次日達、次晨達等差異化服務,賺品牌溢價;電商件則是toB工業品,表面上量大,本質上是搬運工。廣大皇冠賣家雖然屬于資本家,但利潤不一定有阿里P8年薪高,選快遞自然是價格壓倒一切。
這些差異造就了其他行業難得一見的場景:市占率不到10%的順豐2020年凈利潤為73億元,跟三通一達(市占率60%+)加起來的76億相差無幾。
快遞行業的細分區別還不止于此。李志剛在《創京東》里講了一個故事:京東的物流擴張到深圳時,去挖當地韻達的網點。第二天,韻達小哥們就全部換上了京東的工作服,原因簡單粗暴:韻達的網點連個電風扇都沒有,但京東答應給網點裝空調。
這其中的原因是兩者業務模式的區別:京東是自營模式,通達系是加盟模式。
所謂自營模式,即快遞公司把收件、分揀、運輸、派件各個環節都攬在自己手里,自己建網點,自己招快遞員,自己購買或租賃運輸車輛,成本高、資產重,光五險一金就是一筆巨額開支,劉強東曾宣稱2017年“為兄弟們繳納了60億的保險和公積金”。
京東能做自營物流,核心在于京東有自營的電商業務,可以“欽點”自家配送。而京東自營商品又以3C數碼為主,特點是單價高、體積小、退貨率低,能夠支撐高昂的物流成本。反過來說,高單價商品對安全與穩定的要求,也會倒逼商家推高物流成本。
而加盟模式,則是國內獨創的模式:快遞公司把取件和派件都外包給加盟網點,自己專注于分揀和運輸。優點則輕資產、低成本、擴張快。快遞員都是加盟商的員工,連自家兄弟都不算,自然也不用交社保了。缺點也很明顯——服務質量難以管控。
以通達系為代表的快遞公司,用“加盟模式”來做“電商件”,一直占據著中國快遞市場超過70%的份額。因為只有這種模式,才能最大程度滿足中國電商市場對配送成本下降的變態需求。中國老百姓能享受到全球最發達的電商基礎設施,離不開這種模式。
相反,用“加盟模式”來做“時效件”,效果就很一般。比如在2007年,圓通老板喻渭蛟赴美考察,被資本主義快遞深深震懾,提出“沒有飛機的快遞公司,不是真正的快遞公司[6]“,回國后開始摸著順豐過河。但由于加盟模式的制約,飛機拉的貨和貨車拉的貨,都被加盟商用同一輛電瓶車送上門,完全快不起來。2019年,圓通航空虧損1.88億,反而成了拖累。
對這類電商件而言,在每天業務量不足500萬票時,單個包裹運輸成本大約在1-2元之間;而當每天業務量超過2000萬票時,這個成本就能下降到0.6-0.9元之間。換言之,快遞公司只能不斷擴張獲得規模效應,才能不斷壓低成本,形成良性循環。
情商高的人講“規模-成本良性循環”時,智商高的人就能看到“同質化內卷”。當一個行業陷入徹底的同質化競爭時,唯一的競爭力就只剩下了價格。不斷壓低成本,不斷擴大規模也就成了唯一的活路。這個行業的競爭格局,也決定了這個行業的發展劇本:
寧愿累死自己,也要餓死同行。
追溯起來,中國電商和中國快遞的第一次勝利會師,發生在2005年。
那一年,圓通和淘寶簽約,直接把電商件從20元的起步價干到了12元。隨后,申通韻達等公司也接入淘寶體系,單價進一步下探到了8元。據說馬云當年先找了順豐和EMS,但砍價失敗,只有喻渭蛟解放思想,認為”電商未來是一個很大的機會[6]“。
2012年開始,通達系中成立時間最晚的中通,掀起了快遞業第一次慘烈的價格戰,一度出現了“10元3票”、“1000元包倉”等跳樓價,把單價進一步拉低到了6元左右。價格換規模帶來的最直接的短期結果,就是服務質量大幅下滑,網上罵成一片。
2013年雙11,韻達北京金融街派送站的加盟商失聯,21名員工被拖欠了3個月工資,站內積壓了兩萬件包裹[8]。對加盟網點來說,電動車比快遞員值錢得多,所以就出現了一個悲哀的局面:網點大多給送貨的車投保,但不給快遞員上保險和交社保[8]。
雖然幾乎每一年,都有“看得見的手”對快遞行業殷切關懷,呼吁“苦練內功,轉型升級”,但這種話本質上就和“熬夜有害健康”一樣,大家都同意,但沒人去做。更何況中通借助價格戰收獲了豐厚的回報,2015年,中通站穩市占率第一,并一路領跑。
快遞市場CR6市場份額分布
“價格戰”這個詞,聽起來簡單粗暴,但其實是門技術活。中通的后來居上,實際上是一場長期準備、精心謀劃的反攻:
1)超前布局省際班車。2005年,中通率先開通了杭州到廣州、杭州到北京兩條跨省班車,避開了飛機不能運化妝品和鐵路有時刻限制的缺點,成本也更低。隨后,中通將車輛外包轉為自己投資買車,并且給所有車輛都裝上了GPS定位。2005年底,中通全網每天收件量同比大漲60%。
2)通過派費平衡利益。為了避免東部扎堆內卷、西部沒人送貨的情況,中通在2009年提出了“有償派送”方案,并且劃分了ABCD四個派費等級,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激勵。比如西藏是4元,新疆是2.5到3元,華東只有1.5元,用高額激勵提高末端服務質量,擴大了市場份額。
3)來了就是自家兄弟。2010年開始,中通通過股權置換將原先加盟的轉運中心變成直營,同時鼓勵員工投資干線車隊,按利潤分紅,把員工都變成自家兄弟,通過全員持股形成利益共同體。各家快遞公司IPO前,中通的高管與員工持股達到26.5%,圓通和韻達只有2.25%和2.19%,申通為0。
做完了這些準備工作,2013年初,中通又引入紅杉作為投資人,為價格戰補充了彈藥。以DHL、UPS和聯邦快遞為代表的海外快遞品牌,經過了一輪社會主義價格戰的洗禮,迅速被邊緣化。
到了2017年左右,中國快遞行業迎來了一個重大的時間節點:快遞結束了業務量年均增長50%的甜蜜時光,增速一下腰斬到了25%左右。行業的蛋糕縮水,想要繼續擴大份額,就只能繼續搶了,這也是2018年后新二輪慘烈價格戰的直接導火索。
與第一輪不同的是,2018年后頭部快遞公司大多都已經跨過了“2000萬日單量”的閾值,手握明顯的成本優勢;另一方面,隨著行業增長日趨穩定,頭部公司網絡效應日益明顯,新玩家入場的成本越來越高。換句話說,走向寡頭壟斷只是時間問題。
因此,2018開始的第二輪價格戰,也就成了寡頭對中小快遞的一次收割:你降多少我降多少,我降多少你也只能降多少,反正先扛不住的是你。
劇本也確實是這樣寫的:2019年3月,國通快遞全網停工,所有員工放假;一個月后,全峰快遞終止業務,最后44輛卡車被拍賣;6月,優速快遞被普洛斯系收購,全一快遞則在10月終止業務;凡客旗下的如風達與唯品會旗下的品駿快遞也相繼終止業務。
隨著中小快遞陸續退場,快遞市場的集中度在2019年達到頂峰,6大寡頭(四通一達+順豐,不包括京東)分享了超過80%的市場份額。在長達十年的價格戰中,中通成了電商件領域最大的贏家:2019年,中通的利潤占據了“三通一達”的總利潤的49.8%。
通達系快遞公司“利潤集中度”,東興證券
復盤快遞業的十年價格戰就會發現:時效件市場競爭相對緩和,電商件市場戰事激烈,而決定電商件領域成敗的唯一因素,其實就是對成本的控制。誰能做到成本比所有人都低,誰就能最終獲得最大的份額,這也是中通從落后到領跑的最大秘密。
但問題是:武功再高,也怕菜刀,如果有人就是持續虧錢跟你打怎么辦?
達到“日均訂單達到2000萬”這個閾值,中通花了16年,韻達花了19年,圓通花了18年,申通花了25年,而極兔快遞只用了10個月。
2020年3月,通過“借殼”龍邦快遞拿到許可證的極兔快遞,在快遞業的宇宙中心義烏起網,直接把義烏的快遞價格打到了1元以下。在這之前,只有中通曾把單票價格做到了1.2元的低價,義烏的割肉價也一度驚動義烏郵管局“打招呼”:不得用遠低于成本價格進行傾銷。
對快遞公司來說,1元幾乎已經是成本的極限,如果再降價就要虧損。但這也是極兔的策略:送一單虧一單,用虧損換份額。
極兔的虧本價格戰并非沒有先例:2007年才創立的百世匯通為了迅速提升市場份額,不惜賠本經營,單票收入低得無法覆蓋自己的成本,一直在用燒錢換市場份額,2016年到2018年,百世總共虧了17億。直到2019年,百世的單票盈利依然為負。
三通一達與百世的單票盈利,東興證券
百世能在持續虧損中能活下來,全靠有阿里爸爸的助攻:百世的八次融資里,阿里參與了六次,上市前,阿里總共持有了百世約30%的股權。相比百世,極兔除了有東南亞總部持續輸血和外部融資補充彈藥,還有兩條大腿:
一是拼多多的商流。對通達系來說,拼多多的“5元包郵”利潤空間實在太低,加上拼多多與阿里摩擦加劇,拼多多一邊上線了電子面單系統,與阿里切割,另一方面開始扶持極兔,極兔的有90%以上的單量都來自拼多多[10],有穩定的商流支撐。加上極兔創始人李杰和黃崢同屬“段永平系”,一度引發業界猜測。
為了證明自己沒有“欽點”極兔,拼多多還專門發了個聲明,表示自己與極兔“無特殊合作、無投資關系”,但反手又把社區團購“多多買菜”的配送業務交給了極兔。
二是OPPO的經銷商。李杰曾是OPPO印尼市場的負責人,也是OPPO內部久經考驗的老革命,OPPO內部還設定了一個“李杰獎”。極兔用于啟動的近百億資金,有很多來自OPPO一級代理商。極兔初期網點短缺的問題,除了蹭通達系的網,一部分也由OPPO手機門店解決:前面賣手機,后面放快遞。
極兔其實以一己之力改變了價格戰的方式:以往大家的底線都是可以少賺點,但不能虧;現在是大家一起虧,比誰扛的久。今年4月,國家郵政局局長馬軍勝呼吁:“快遞企業應該將利潤投入科技與服務提升,而不是極端的價格競爭。”但起的作用不大。
而對本就內卷升級的快遞業來說,除了極兔從下而上虧本進攻,另一個消息是順豐自上而下的垂直打擊。
順豐雖然在時效件領域安穩地過日子,但從來沒有放棄對電商件這個龐大市場的覬覦:2013年10月,順豐以6折的定價攬收電商快遞,跟通達系打價格戰,但以直營打低價產品,成本太高,導致2014年盈利大幅下滑,不得不暫停。
2016年四季度,順豐又整了個新活:以集中攬件代替每次上門收件,壓低了部分成本。針對中小型電商客戶,順豐還推出了兩款定價不同的產品:日均超過200票的客戶每單17元;日均超過300票的客戶每單15元。
但這個定價雖然順豐不虧,但對商家來說太貴:以物流成本/商品價格不超過5%來衡量,則商品貨值必須超過300元;要做到不超過3%,則商品貨值必須超過500元,這就注定了很少商品能用得起順豐。再加上當時通達系價格戰正打得你死我活,順豐對商家的吸引力再度下降。
到了2019年5月,順豐又采取了一個騷操作:不為電商件新建產能,而是用時效件的閑置產能來做,名叫“特惠電商件”。
時效件最關鍵的是速度,所以順豐沒辦法等飛機裝滿才出發,順豐時效件的裝載率常年只有40-55%之間,大量空間閑置。“特惠電商件”實際上就是用這些閑置的空間來裝電商快遞,成本一下降到了5-8元,順豐也很夠意思的給出了5元的價格,每單略虧。
白菜價格,優質服務,讓順豐的電商件一年之內就做到了每天500萬-600萬票。加上疫情期間,加盟制快遞停工,只有順豐照常經營,不管是業務量還是市場份額,順豐的增速都直接搭上了火箭。
“特惠電商件”對行業最重要的影響,在于封死了電商件的上限:通達系的貨車再快,服務再好,快不過順豐的飛機和自營模式的快遞員。換句話說,通達系再怎么“苦練內功,轉型升級”,天花板就是5塊錢的特惠電商件——順豐這波在大氣層。
但用“直營模式”來做“電商件”,跟當年圓通用“加盟模式”來做“時效件”一樣,都透著一份別扭,順豐的“電商特惠”目前仍然虧損就是證明。因此在2020年,順豐下定決心做加盟模式,開始建設的一張專門用來做電商件等經濟型快遞的物流網絡——豐網。
順豐快遞的一處網點
盡管豐網招商熱烈,試運營期間一級網點加盟代理費用已被炒到幾十萬元,而且還得去順豐總部“走關系”[11],但豐網起網龐大的開支,疊加了時效件需求趨緩,成了順豐巨額虧損的核心因素,王衛自己也承認:眼下順豐正處在一個資本開支周期頂峰。
而更早之前,京東也推出了加盟制快遞品牌“眾郵”,加上順豐的“豐網”和極兔,讓原本6家寡頭的格局瞬間變成了9家(京東物流外部訂單剛過50%,因此暫不計入)。原來可能的“6進3”(最終形成三家寡頭),變成了現在的“9進3”,競爭格局大為惡化。
通達系的對手從邊緣地帶的中小快遞,變成了有巨頭撐腰的新品牌。這就是為什么這次是快遞行業最慘烈的一次對決的真正原因。
快遞行業的內卷,歸根結底是這個行業的特點決定的——
1) 極端同質化的競爭。快遞的本質,就是一個送貨的生意,核心競爭力只有成本。除了高壁壘的時效件,電商件市場幾乎沒有差異化的空間。過去近10年間,不同的快遞公司輪流坐上市占率的榜首,第一名和第五名市場份額相差不到10%。
2) 增量市場,不斷有新玩家涌入。雖然快遞行業增速下滑,但快遞的業務量和收入都在持續增長。有“規模換利潤”的愿景,有“中國勞動力資源依然豐富”的定調,自然不缺手握重金的新玩家入場。想要快速提高市場份額,價格戰是最有效的方式。
3) 快遞與電商相互依存,也同床異夢。沒有繁榮的電商,也就沒有快遞業的發展,而廉價的快遞又進一步推動了電商的繁榮。但對電商平臺來說,他們希望快遞行業形成一定的寡頭格局,享受規模優勢帶來的低成本;但又不希望寡頭形成壟斷,從電商手中奪取議價權。
這種復雜的關系,造成了電商資本在投資快遞業時,有著快遞資產利潤表之外的考量,菜鳥便是這種深度介入的體現:它一方面為快遞公司提供管理技術,并通過布局倉儲、落地配等服務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它也將快遞公司變得越來越標準化、同質化。
4) 博弈暫時無法均衡。快遞業價格戰的終局,是達到一種寡頭們都能接受的行業格局,整個行業開始固化,寡頭們才能獲得壟斷收益。但行業前景不清晰的時候,博弈是沒有達到均衡的可能,寡頭也只能逼著眼睛向前沖,想要喂飽自己,只能餓死別人。
這也許是一場永遠停不下來的戰爭。
對于喜歡算自己收入公式的老俞來說,這些神仙打架離自己很遠,也很近。老俞其實是個95后,但因為在一個網點干了超過3年,所有的同事包括老板都冠之“老”字。在采訪中,這個熟悉各類梗的年輕人開玩笑說:如果再這么卷下去,我就去送外賣了。
當然他也知道,送外賣恐怕是個更卷的行業,因此他稱自己和身邊那幫送快遞、送外賣、做團長、開網約車的朋友為“卷狗”。他自己在計算自己的收入公式,別人也在把老俞當成公式里的一個數字計算著,這個數字有著另外一個叫法:勞動人口紅利。
正在派件的快遞員
我們在一篇文章中曾經寫過:
在中國,人口的規模與密度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商業奇跡,也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他們或是在東莞的工廠里打工攢錢,或是在昆山的倉庫里跟蹤訂單,或是在省際的高速上駕車運貨,或是在深圳的寫字樓里熬夜加班。他們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還是在一些文件和報告中被反復提及的“人口紅利”。
在中國,很多行業繁榮都可以歸因于人口密度,快遞是其中典型代表,它是中國電商崛起的底色,它讓人們享受到了極其廉價的服務;但同時,它也創造了活在算法里的那些鮮活的個體。在這樣的行業里,贏家一定是卷出來的寡頭,而非身處其間的勞動人民。
這未必是快遞的最后一戰,但希望它是。否則如果所有行業都重復這種故事,那么中國所剩不多的“人口紅利”,就可能像95后老俞調侃的那樣:“卷狗卷狗,卷到最后,一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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