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油巨頭金龍魚的子公司牽扯進一起涉及國企損失50多億的詐騙案中。

日前，金龍魚發布公告稱，其下屬子公司廣州益海收到了檢察院的起訴書。

起訴書認為，在廣州益海作為中轉倉儲方期間，廣州益海及原廣州益海總經理柳德剛配合云南惠嘉及其負責人張利華等人實施合同詐騙犯罪，構成合同詐騙罪的幫助犯。

對此，金龍魚三連否認，認為廣州益海不構成單位犯罪。

節選自金龍魚公告

到底怎么回事？

50多億巨額國有資產流失詐騙案

在了解這個事件之前，先介紹一下該案件中的主角，安徽華文是一家以國際貿易及服務為主業的國企，通過為客戶整合物流、金融等資源，規劃供應鏈運營解決方案，提供運營服務；云南惠嘉一度是國內最大的棕櫚油融資商，在2014年進口的棕櫚油占當時國內進口量的20%左右。

在2008年至2014年之間，糧油巨頭金龍魚下屬子公司廣州益海扮演了中轉倉庫的角色，與安徽華文及云南惠嘉這兩家公司簽訂了《倉儲中轉協議》，負責存儲安徽華文為云南惠嘉代理進口的棕櫚油。

云南惠嘉的老大張利華，在這場交易中上演了一出“權錢交易”的戲碼，通過向時任安徽華文的董事長王民和副總兼財務總監王小虎行賄，成功將原本先付款后發貨的交易模式改為先發貨后付款。

然而，事情并未按約定進行，張利華玩起了貓膩，一是嚴重超額獲取貨物所有權，二是用偽造的對賬函，掩蓋了儲存在廣州益海等倉庫中的棕櫚油已經被暗中銷售的事實。

接著，在2012年3月至2014年底這段期間，張利華故技重施，再次對安徽華文的一名棕櫚油業務員施展賄賂手腕。該業務員在收受賄賂后，開始配合云南惠嘉使用假的貨權轉讓通知書來取得貨權，并幫忙提交蓋有偽造的廣州益海等倉儲單位印章的對賬函給安徽華文的財務部門，讓賬面上的棕櫚油庫存數據看似無懈可擊。

起訴書中提到，廣州益海的喻平和柳德剛也接受了張利華的賄賂，他們在云南惠嘉使用假貨權文件、應對安徽華文的實地核查、以及購買涉案棕櫚油的過程中提供了便利。

由于這一系列的操作，導致云南惠嘉提走貨物后并未全額支付款項給安徽華文，直接造成安徽華文經濟損失高達32.3億元，間接損失20.15億元。其中，廣州益海和柳德剛的配合行為令安徽華文直接損失了18.81億元，間接損失了11.67億元。

因此，檢察機關認為云南惠嘉及其負責人張利華，連同其員工的行為已經構成了合同詐騙罪。而廣州益海和柳德剛則因協助云南惠嘉和張利華實施合同詐騙，被認定為該犯罪的幫助犯。此外，張利華在2009年至2013年間對柳德剛行賄的行為也讓柳德剛陷入了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指控之中。最終，這場由虛假承諾、貪腐勾結引發的商業欺詐大案，就這樣以國有資產的巨額流失暴露在大眾面前。

然而，廣州益海不認同《起訴書》認定的事實和指控的罪名，也不認同《起訴書》所述損失與廣州益海的行為具有因果關系，并表示，廣州益海定期向安徽華文郵寄庫存確認單，安徽華文始終未就貨權轉讓事宜與庫存情況向廣州益海提出過異議，在2014年至2021年長達七年多期間，安徽華文從未向廣州益海主張提貨，雙方未發生任何民事仲裁或者訴訟。

融資性貿易往往關聯大宗供應鏈貿易 被命令禁止

值得注意的是，廣州益海指出，安徽華文與云南惠嘉之間的交易實質是融資性的貿易行為。

去年國資委發布的74號文件中，提出的“十不準”中，便有嚴禁國企央企開展各類虛假貿易業務，甚至直言“不準開展任何形式的融資性貿易”。

那么到底什么是融資性貿易？

國資委74號文件指出，融資性貿易合同條款通常存在墊資、融資、借款本金、借款利息等借款合同常見表述，本質是無商業實質、以貿易業務為名對外提供資金，或通過結算票據、辦理保理、增信支持等變相提供資金，為上下游企業提供融資便利，充當融資通道，極易滋生腐敗。融資性貿易資金方缺乏對貨權的實際掌控，缺少對貨物市場波動的關注，存在巨大資金風險，必須嚴格禁止。

但從現實來看，在多個地方性的考核機制中，對國企和上市公司很重要的一點，便是做大營收規模、完成銷售業績。面對市場競爭和經營壓力，做什么能做大營收規模？

供應鏈貿易，特別是大宗供應鏈貿易業務。因此，融資性貿易多在大宗商品貿易中出現，通過融資性貿易、空轉、走單等業務，往往可以迅速做大營收規模，并獲得一定的利潤。

一般來說，國企往往具有資金優勢，銀行也傾向于把錢借給國企這樣具有還款能力的企業，而很多民營特別是小型公司在獲取銀行信貸方面有一定的困難，在這時，很多國企供應鏈公司、商貿公司迫于業績壓力鋌而走險，通過貿易的形式為這些企業墊付資金，即以借貿易之名，行借貸之實。短期內，公司業績得到了提升，而很多國企風控能力并不強，往往承擔著巨大的風險，一旦資金閉環出現問題，易造成國有資產的巨額流失。

涉融資性貿易的大宗供應鏈業務頻現爆雷

近年來，國企頻繁爆出涉融資性貿易的重大風險事件。

典型案例中，中國唯一以絲綢為主業的央企——中國中絲集團有限公司，旗下全資子公司絲海南公司此前便因為從事虛假融資性貿易，累計金額超過百億元，最終導致破產清算。

國內最大的綜合性高端裝備制造企業之一上海電氣在2021年發布重大風險公告，控股子公司上海電氣通訊技術有限公司應收賬款普遍逾期，極端情況下，最終可能對公司的歸母凈利潤造成83億元的損失。而這事件的背后，很有可能存在著融資性貿易、貿易空轉等問題。   

回溯前些年，鋁現貨貿易市場也曾曝出了鋁錠重復質押融資詐騙丑聞——上海巨伊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上海海石榕實業有限公司等融資方，聯合倉儲公司將庫存鋁錠重復制作倉單，并向山東、福建等地大型國企、民企、外企的貿易公司進行了重復融資詐騙，涉及數十億元鋁錠重復質押。

隨著一系列“爆雷”事件，如今對融資性貿易的打擊已全面升級至嚴禁開展。然而，在追求營收的業績考核重壓之下，以及“十不準”條例中對掙資金的錢的行為明令禁止——這一舉措很大程度上等同于限制了國企涉足大宗商品貿易領域，這讓眾多從事供應鏈貿易的國有企業陷入了進退維谷的窘境。猶如在盈利與合規的天平兩端，他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尋找那個既能滿足做大蛋糕的業績要求，又能確保不觸碰監管紅線的微妙平衡點。

回到上述案件中，安徽華文同云南惠嘉指定的國外供應商簽訂進口合同，雙方的交易模式后面變更為先貨后款，確實存在墊資的行為，是一種托盤貿易形式。在這種模式下，類似國企這樣的資金雄厚一方扮演著托盤商的角色，他們先行出資從供貨商手中購入商品，再將這些貨物以賒銷的方式提供給缺乏流動資金的采購方，從而協助完成交易。

但有律師指出，托盤貿易與融資性貿易并非完全等同的概念，融資性貿易可能大概率有“墊資”，但有“墊資”不一定代表所從事的就是融資性貿易，其是否構成融資性貿易需要根據具體業務實質和操作模式來判斷。對于廣州益海作為中轉倉儲方是否存在犯罪行為，還需依據法院最終判決來確定其法律責任。

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這起事件中，一系列受賄行徑猶如蛀蟲侵蝕，正是導致國有資產巨額流失的關鍵癥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