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氣候變化的全球挑戰與中國承諾

1）氣候變化的全球挑戰：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加劇，氣候變化正在成為長期性、深層次的全球性挑戰。人為造成的氣候變化已經影響到全球每個地區，加劇了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率和強度；冰川和極地冰層加速融化導致海平面上升，增加了洪水的風險、破壞了沿海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受到較大影響，威脅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人類糧食安全。

2）中國參與氣候治理的國際承諾：中國積極支持《巴黎協定》的達成、簽署、生效和實施，并將積極參與《巴黎協定》首次全球盤點；中國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力爭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并出臺配套政策規劃碳達峰、碳中和路徑。

中國參與氣候行動的國際合作與倡導

1）中國積極開展“一帶一路”綠色投資與建設，截至2023年11月已與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中國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綠色建設，攜手沿線國家發展清潔能源；發展國際綠色金融體系，以一帶一路為抓手推動綠色投融資；并在過程中有效促進了全球氣候治理的南南協作和交流。

2）中國與多個國家、地區開展氣候合作。中國與歐盟合作起步早，合作機制規范，引領了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多邊進程；中美在今年11月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舉行前發表了關于加強合作應對氣候危機的陽光之鄉聲明，達成重要共識；中國與英國的氣候合作主要集中在綠色金融領域，并逐漸延伸到光伏、風電、新能源汽車等技術領域。

3）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等多邊平臺推動全球氣候治理合作，彰顯大國責任。在自身氣候治理行動方面，中國實現了降碳和經濟建設之間的有效平衡。從全球氣候協作角度方面，中國方案踐行多邊主義，尤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公平機制。

中國的減排進展與措施

1）2018年以來，中國基本扭轉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長局面。2019年11月，生態環境部發布《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19年度報告》指出，我國已基本扭轉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長局面。經生態環境部初步核算，2018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比2005年累計下降45.8%，相當于減排52.6億噸二氧化碳，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達到14.3%，基本扭轉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長的局面。

2）中國采取的關鍵減排措施：a）大力發展能源轉型：新能源與其配套產業鏈。根據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加快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指導意見》，推動能源轉型進程。b）積極推動氣候投融資試點：《關于促進應對氣候變化投融資的指導意見》發布后，截至2022年底，金融機構對98個重點項目授信1800多億元，涉及可再生能源、光伏發電、生物質發電、減污降碳協同治理、生態修復、低碳制造、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我國氣候投融資市場駛入“快車道”。c）建設發展綠色市場機制，碳市場加速邁向雙輪驅動。中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經歷了從區域試點到全國統一的發展歷程，全國碳市場總體運行平穩，碳配額價格穩中有升。2023年以來，CCER交易管理辦法、交易平臺和首批CCER方法學相繼就位，CCER正式重啟，我們認為碳市場的蓬勃發展將激勵更多主體參與氣候行動。

挑戰與展望

1）全球氣候治理的挑戰：全球氣候治理的進程整體呈現波動發展、曲折前進的趨勢，《巴黎協定》以來，全球氣候治理呈現多極化特征。目前，全球氣候治理面臨的挑戰主要包括：氣候有益技術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導致技術缺口加劇，全球氣候治理資金機制缺位導致資金缺口嚴重，地緣政治變遷對全球氣候政治產生沖擊。

2）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角色：借“雙碳”契機實現產業升級和轉型；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氣候治理觀；實現綠色低碳標準的國際化接軌。向前看，我們認為中美“陽光之鄉聲明”在COP28召開期間為全球氣候行動注入新動能，有望為可再生能源、負碳技術、廢棄物循環、生態碳匯等領域帶來新的投資機遇。

正文

氣候變化的全球挑戰與中國承諾

氣候變化的全球挑戰

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加劇，氣候變化正在成為長期性、深層次的全球性挑戰。2023年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風險報告將“未能緩解氣候變化”以及“未能適應氣候變化”列入了全球短期（2年內）的十大風險列表，并將兩項分別評為全球長期（10年內）風險的前兩名，足見當前氣候治理的必要性和緊迫性。[1] 

圖表1：全球短期與長期十大風險排名

資料來源：World Economic Forum，中金公司研究部

目前，以溫室氣體排放為代表的人類活動已經明確地導致了全球變暖，2011-2020年全球地表溫度比1850-1900年高出1.1℃。大氣、海洋、冰凍圈和生物圈發生了廣泛而迅速的變化，人為造成的氣候變化已經影響到全球每個地區，加劇了包括暴雨、洪水、干旱、颶風和森林火災等在內的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率和強度；全球氣候變化導致冰川和極地冰層融化，進而導致海平面上升，增加了洪水的風險、破壞了沿海生態系統；氣候變化對生物多樣性產生了較大影響，進而威脅到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人類的糧食安全。

圖表2：氣候變化的重大影響與造成的損失

資料來源：IPCC，中金公司研究部

中國參與氣候治理的國際承諾

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參與全球氣候治理過程中主動承擔大國責任，為氣候治理的國際合作做出重要貢獻。

中國的低碳轉型對于全世界的氣候治理具有重大意義。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報告，自2009年起，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了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中國采取節能提高能效、建立完善市場機制、增加森林碳匯等一系列措施，落實應對氣候變化目標，碳排放強度持續降低。2017年，中國碳排放強度對比2005年下降約46%，提前完成2020年碳強度下降40%-45%的目標；2022年，中國碳排放強度對比2005年下降超過51%，非化石能源消費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達到17.5%，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容量達到12億千瓦以上，森林覆蓋率達到24.02%。

中國積極參與氣候多邊進程，深入開展氣候變化南南合作，推動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的統計，截至2023年9月，中國已與40個發展中國家簽署48份合作文件，累計舉辦52期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培訓班，培訓約2300名應對氣候變化領域專業人員，為相關國家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提供了切實的幫助。

? 《巴黎協定》的簽署與履行

《巴黎協定》（The Paris Agreement）是由全世界178個締約方共同簽署的氣候變化協定，對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做出了統一安排，其長期目標是將全球平均氣溫較前工業化時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內，并努力將溫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以內。《巴黎協定》是繼《京都議定書》后第二份有法律約束力的氣候協議，于2015年12月在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巴黎氣候大會）上通過，于2016年4月在美國紐約聯合國大廈簽署，并于2016年11月4日起正式實施。

《巴黎協定》是全球氣候治理進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中國政府為《巴黎協定》的達成、簽署、生效和實施作出了歷史性突出貢獻。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多個場合表示，沒有中國的努力，就沒有《巴黎協定》。[2]2015年6月，在《巴黎協定》的框架下，中國正式向聯合國提交了國家自主決定的貢獻目標：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達峰，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0%左右，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45億立方米左右。

2023年11月底，《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8次締約方大會（COP28）在阿聯酋迪拜舉行，對作為2015年達成的《巴黎協定》進行首次全球盤點。[3]2023年11月中旬，中美兩國聯合發表關于加強合作應對氣候危機的陽光之鄉聲明，聲明指出兩國將積極參與巴黎協定首次全球盤點，致力于共同努力并與其他締約方一道以協商一致方式達成全球盤點。

? “碳達峰碳中和”重大宣示

2020年9月，中國首次明確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力爭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2021年10月，中國相繼出臺《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兩個重要文件[4]，共同構建了中國碳達峰、碳中和目標“1+N”政策體系的頂層設計，并圍繞兩個文件陸續出臺了重點領域和行業的配套政策。2022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等9部門印發《科技支撐碳達峰碳中和實施方案（2022—2030年）》[5]，統籌提出支撐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目標的科技創新行動和保障舉措，并為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做好技術研發儲備。

圖表3：中國實現“雙碳”目標的潛在技術路徑和措施

資料來源：《中國碳達峰、碳中和行動方略之探討》，中國科學院院刊，2022年3月，中金公司研究部

中國參與氣候行動的國際合作與倡導

中國在努力實現自身節能減排降碳目標的同時，也積極參與國際氣候治理，為全球可持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中國采取一系列具體措施，包括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注重綠色投資、與多個國家開展氣候合作、積極參與聯合國氣候大會等多邊平臺等，在碳中和的嚴峻形勢下提出了氣候治理的中國方案，這些舉措均體現了中國作為大國的擔當和責任。一方面，中國積極推動全球氣候治理有利于全球氣候環境的改善和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中國的氣候治理方案也為其他國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啟示，有力推動氣候治理經驗惠及更多國家和地區。

“一帶一路”架構起全球綠色項目建設與投資網絡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為全方位擴大對外開放與國際合作所作出的重大決策，也是跨大陸巨型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平臺。截至2023年11月，中國與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6]全球變暖背景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極端氣候事件頻發，地區內多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能力較差，氣候災害風險嚴重制約區域社會經濟發展。中國通過推動綠色項目落地、發展綠色投融資工具，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氣候治理做出重大貢獻。

圖表4：“一帶一路”中的綠色建設

資料來源：《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白皮書，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5：中國先后發布和提出多項文件和目標

資料來源：《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白皮書，中金公司研究部

中國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綠色建設，攜手沿線國家發展清潔能源。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制定并實施了《關于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7]《“一帶一路”生態環境保護合作規劃》[8]《對外投資合作建設項目生態環境保護指南》[9]《關于推進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的意見》[10]等一系列政策文件。與此同時通過綠色基建、綠色能源、綠色交通等措施，中國助力沿線國家發展清潔能源：在哈薩克斯坦，中國建設了謝列克風電場，總裝機規模60兆瓦，于2022年7月實現全容量并網發電，該項目每年為當地提供約2億千瓦時的電力，大幅緩解了南部地區電力短缺問題；在卡塔爾，中國企業承建了首屆成功實現 “碳中和”世界杯的盧賽爾體育場、世界上單體容量第三大的光伏項目阿爾卡薩光伏電站背后，助力當地可持續建筑和能源發展；在印尼，中鐵承建全長142.3公里的雅萬高鐵連接雅加達和萬隆，將旅行時間由3個多小時縮短至40分鐘，提升了當地的綠色出行比例，同時帶動了沿線的經濟社會發展；在沙特，中企在沙特承建的首個大型基建類綜合體項目紅海公用基礎設施項目，實現光伏、儲能、電網、海水淡化、供水管網、廢水處理等諸多模塊集成，為紅海旅游區提供了完全依靠再生能源供電的可能；在肯尼亞，中國企業承建的斯瓦克大壩項目，解決了阿西河與斯瓦克河交匯地區屬于半干旱地區的水資源問題，項目建成后可緩解130多萬人的生活用水和灌溉問題。[11]

中國發展國際綠色金融體系，以一帶一路為抓手推動綠色投融資。中國正在積極推動綠色金融市場的雙向開放，以支持“一帶一路”建設。該舉措鼓勵金融機構和相關企業在國際市場積極參與綠色融資，同時促使國內企業在共建國家設立專注于綠色低碳領域的股權投資基金，并廣泛展開綠色產業投資合作。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決定實施“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進一步引導資本參與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在中國的推動下，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全過程有效規范和限制資本對生態的擴張，激發并引導資本支持綠色發展和生態保護，突破了資本邏輯對經濟活動的支配，為解決全球范圍內的資本與生態難題提供了新的范式。

圖表6：中國與共建國家、國際組織建立綠色低碳發展合作機制

注：數據截至2023.10月10日 

資料來源：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白皮書，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7：中國“一帶一路”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計劃內容

注：數據截至2023年9月

資料來源：《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白皮書，中金公司研究部

中國在一帶一路綠色建設中有效促進了全球氣候治理的南南協作和交流。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通過大力支持亞洲、拉丁美洲、非洲、中東、歐洲等地的基礎設施項目建設，為全球氣候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南南協作。波士頓大學全球發展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數據顯示，中國在該倡議實施的前五年平均每年在海外開發項目上的融資支出是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兩倍多。截至2023年9月，我國已與40個發展中國家簽署48份氣候變化南南合作諒解備忘錄，累計合作建設4個低碳示范區，開展75個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項目，舉辦52期能力建設培訓班，為120多個發展中國家培訓2300余名氣候變化領域的官員和技術人員。[12]這種經驗的分享可以為其他國家提供有價值的指導，形成氣候治理方面更緊密的南南合作網絡。

中國與多個國家、地區開展氣候合作

中國在一帶一路發展的同時，還積極與其他具有區域氣候影響力的國家和地區展開合作，為全球氣候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通過加強與這些國家的協作，不僅在區域范圍內推動綠色發展，還為建設全球氣候治理體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國與其他大國的氣候合作也在國際層面產生重要影響。中歐、中美等大國間的氣候合作成為推動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力量。

中國與歐盟的氣候合作

中歐環境與氣候領域合作起步早，合作機制規范。雙方已經建立了多個合作平臺，包括環境政策部長級對話、氣候變化部長級對話、碳排放交易政策對話、中歐能源對話、中歐能源合作平臺（ECECP）、森林執法和治理雙邊協調機制（BCM）、循環經濟高級別對話等。此外，雙方還共同發起了“中歐+東南亞”三方應對氣候變化專家合作倡議，積極推動綠色金融分類標準在可持續金融平臺（IPSF）下的趨同發展，建立了中歐低碳城市伙伴關系。

中歐攜手引領全球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多邊進程。中國擔任《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次締約方大會（COP15）主席國，而歐盟則是該公約的重要締約方集團。在COP15的籌備和召開期間，中歐雙方保持著密切的溝通，為達成“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中歐雙方已經達成一致，我們認為在此框架下將發揮各自的優勢，通過在國內和全球范圍內采取行動，推動“昆蒙框架”的有效落實。此外，雙方還計劃就塑料國際文書、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協定（BBNJ）、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公約（CCAMLR）等議題展開討論與交流，共同努力推動構建地球生命共同體。

中歐在綠色轉型方面具有技術、資金、市場方面的互補優勢。目前，數十家歐洲環保企業在華開展業務，促進歐洲先進環保技術和設備進入中國市場。與此同時，中國在可再生能源發電、輸電系統、新能源電池等方面具有一定技術和成本優勢。中國制造商進入歐洲市場，助推歐洲綠色交通建設，中國光伏產品出口至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國家，推動全球光伏產業發展。

中國與美國的氣候合作

長期以來中美兩國在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各領域積極開展戰略性合作，共同致力于應對全球氣候治理問題，但由于中美關系波動，兩國氣候合作往往也處于不確定狀態中。2023年11月15日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舉行前，兩國發表了關于加強合作應對氣候危機的“陽光之鄉”聲明，[13]這也意味著中美新一輪氣候合作的開始。根據國際能源署IEA《2022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報告》，2022年中、美兩國分別是全球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前二的國家，兩國合計排放了世界上約44%的溫室氣體。[14]而此次聲明不僅意味著雙方在應對氣候危機上達成諸多共識，為2023年11月底開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8次締約方大會（COP28）注入了重要動力。

中美就重要氣候目標達成共識。雙方同意：在21世紀20年代這關鍵的十年，兩國將共同努力爭取實現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裝機增至三倍的目標，并計劃從現在到2030年在2020年水平上充分加快兩國可再生能源部署，以加快煤油氣發電替代，從而可預期電力行業排放在達峰后實現有意義的絕對減少。[15]

中美積極推動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的排放管控。在陽光之鄉聲明中，兩國2035年國家自主貢獻將是全經濟范圍，包括所有溫室氣體，所體現的減排符合全球平均氣溫上升控制在低于2℃之內并努力限制在1.5℃之內的巴黎溫控目標。這也是中國首次正式表明所有溫室氣體排放將納入控制，而不僅僅是其當前氣候目標中概述的二氧化碳。中美兩國在2023年12月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邀請各國參加在COP28期間舉行的“甲烷和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峰會”。[16]

中國與英國的氣候合作

中國與英國的氣候合作主要集中在綠色金融領域，并逐漸延伸到光伏、風電、新能源汽車等技術領域。當下中英主氣候合作要點如下：

? 環境信息披露：中英金融機構合作成立了環境信息披露試點工作組，推動金融機構參與氣候環境信息披露，試點機構從已增至20家，涵蓋銀行、資管、保險、證券等多個行業。

? 綠色資本市場：中英在G20杭州峰會期間成立了二十國集團綠色金融研究小組，共同提交《二十國集團綠色金融綜合報告》[17]，促進ESG整合到投資界，支持兩國資產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資產配置向可持續過渡。

? 綠色債券市場：中國工商銀行在倫敦發行了“一帶一路”氣候債券，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低碳交通、能源效率等項目建設。

? 氣候基金：英國設立了國際氣候基金，為中國的清潔增長、綠色金融項目提供融資；英國加速氣候轉型合作伙伴計劃（UK PACT）為中國等國的清潔增長項目提供支持，已在中國撥款超過200萬英鎊，涉及綠色金融標準、ESG、信息披露、綠色一帶一路等領域。

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等多邊平臺發揮積極作用

中國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等國際平臺推動全球氣候治理合作、彰顯大國責任。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是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框架下每年舉行的會議。會議評估應對氣候變化的進展，并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討論《京都議定書》，確立發達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法律約束性義務。中國積極參與多變組織和活動，持續推動《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巴黎協定》全面有效實施；在務實開展多雙邊環境合作方面，建立中歐環境與氣候高層對話機制，積極開展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環境部長會、中國—東盟環境合作論壇等交流對話機制，加強南南合作以及同周邊國家的合作，在非洲、東南亞及南亞等地區支持生物多樣性保護、綠色經濟、化學品管理、國際環境公約履約等領域的項目和行動。

中國在氣候變化早期預警等方面分享經驗技術。中國支持WMO牽頭實施早期預警行動計劃，我們相信該計劃的實施將為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小島嶼國家、最不發達國家、非洲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有力支持。中國還通過氣候變化南南合作為其他國家提供微小衛星、氣象機動站、無人機等設備，支持其提高監測預警和適應氣候變化能力。同時，中國建立了大規模預警信息發布系統，依托各類氣象、氣候中心為其他國家提供監測預報服務，并建立風云氣象衛星國際用戶防災減災應急保障機制，推動亞洲多災種警報系統建設。

為全球氣候治理提供中國方案

從自身氣候治理行動方面，中國實現了降碳和經濟建設之間的有效平衡。首先，中國重視碳排放的代際公平，認同自身在承擔氣候治理義務的同時也享有發展的權利。因此，中國在碳市場建設上不僅注重減排目標，更著眼于促進可持續發展。通過靈活的碳排放權交易機制，中國能夠在減排的同時保障各行業的發展，確保碳定價工具不成為經濟增長的負擔。其次，中國立足科技，著重推進能源轉型和智能出行等綠色行業的進步。科技創新在降低碳排放上發揮了關鍵作用，中國積極推動清潔能源技術的發展，大力支持新能源產業，促使可再生能源占比逐漸提高。智能出行方面，中國致力于發展綠色交通工具，鼓勵電動汽車的推廣和應用，以降低交通領域的碳排放。 

從全球氣候協作角度方面，中國方案踐行多邊主義，尤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公平機制。中國強調大國責任，認為能力更強的國家應該承擔更多的減排責任，并以身作則，主動提出頗有挑戰性的“雙碳”目標。此外，中國強調協作與對話機制，支持全球各國的共同參與，特別是為發展中國家爭取利益。中國通過國際合作，積極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援助和資金支持，幫助其適應氣候變化和加強減緩措施。中國倡導開展多方面對話，鼓勵各國在氣候問題上尋求共同解決之道，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挑戰。

中國的應對氣候變化的進展與措施

2023年10月，生態環境部發布《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23年度報告》[18]，介紹了2022年以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新進展，包括氣候變化減緩、氣候變化適應、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氣候政策體系建設和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等領域。

圖表8：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

資料來源：生態環境部，中金公司研究部

中國基本扭轉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長局面

2018年以來中國基本扭轉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長局面。2019年11月，生態環境部發布《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19年度報告》。[19]《報告》指出，“我國已基本扭轉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長局面”：2018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比2005年累計下降45.8%，相當于減排52.6億噸二氧化碳，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達到14.3%，基本扭轉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長的局面。

圖表8：全球主要碳排放國家年度二氧化碳排放占比（%）

注：數據截至2021年Q1, 歐盟（27）為歐盟內27個國家

資料來源：Global Carbon Budget (2022)，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9：中國1945年以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噸/人）

注：數據截至2021Q1，不包括土地利用變化

資料來源：Global Carbon Budget (2022), Population based on various sources (2023)，中金公司研究部

中國采取的關鍵減排措施

大力發展能源轉型：新能源及其配套產業鏈

規模化生產將進一步提升可再生能源的競爭力，推動能源轉型進程。2023年11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發言：“中國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新三樣”出口快速增長，即將啟動的全國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市場將創造較大的綠色市場機遇。” [20]中國石油集團預計：2035年和2050年中國風、光等非水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將分別達到19億千瓦和35億千瓦[21]。隨著儲能等技術不斷進步、靈活性電源比重不斷提升、電力市場機制日益完善，中國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將迅速增長，2050年達到6.7萬億千瓦時，占發電總量的52%。[22]

2021年2月，國務院出臺《關于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指導意見》[23]，意見提出：堅持節能優先，完善能源消費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大力推動風電、光伏發電發展，因地制宜發展水能、地熱能、海洋能、氫能、生物質能、光熱發電。加快大容量儲能技術研發推廣，提升電網匯集和外送能力。增加農村清潔能源供應，推動農村發展生物質能。促進燃煤清潔高效開發轉化利用，繼續提升大容量、高參數、低污染煤電機組占煤電裝機比例。在北方地區縣城積極發展清潔熱電聯產集中供暖，穩步推進生物質耦合供熱。嚴控新增煤電裝機容量。提高能源輸配效率。實施城鄉配電網建設和智能升級計劃，推進農村電網升級改造。加快天然氣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開展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試驗示范。

圖表10：中國能源轉型方案

資料來源：國務院，中金公司研究部

從源、網、儲、荷生動協同的未來技術發展方向來構建新型電力系統。光伏發電有波動性和隨機性，要對光、風進行精確的預測使它成為主體性的發電系統；同時由于它的間歇性和波動性，儲能就變得很重要，不僅要中長期儲能，還要長期的儲能和能源轉換，在用戶處要建更多的可終端負荷和虛擬電廠，從網端來說需要更多的智能電網，同時要進一步發展電力交易市場和進行電力體制的改革。

積極推動氣候投融資試點：《關于促進應對氣候變化投融資的指導意見》

2020年10月，生態環境部會同國家發改委、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聯合發布《關于促進應對氣候變化投融資指導意見》，作為我國氣候投融資首份政策性文件，從加快構建氣候投融資政策體系、逐步完善標準體系、鼓勵民間投資和外資參與、支持地方實踐和深化國際合作等方面，對氣候投融資工作進行了系統部署。據生態環境部不完全統計，截至2022年底，金融機構對98個重點項目授信1800多億元，涉及可再生能源、光伏發電、生物質發電等領域，我國氣候投融資市場駛入了“快車道”。

圖表11：中國氣候投融資工作的開展進程

資料來源：生態環境部，中金公司研究部

《關于促進應對氣候變化投融資指導意見》從多個角度進一步強調了氣候投融資與綠色金融的協同[24]。在政策方面，提出要加強氣候投融資與綠色金融的政策協調配合；在標準制訂上，強調氣候投融資標準要與綠色金融標準協調一致；在試點建設上，明確要積極支持綠色金融區域試點工作；在產品創新上，支持和激勵各類金融機構開發氣候友好型的綠色金融產品；在部門協同上，提出將氣候投融資作為銀行業金融機構和保險公司的綠色支行（部門）的重要內容。

圖表12：《關于促進應對氣候變化投融資的指導意見》主要內容

資料來源：生態環境部，中金公司研究部

建設發展綠色市場機制，碳市場加速邁向雙輪驅動

培育綠色交易市場機制。進一步健全排污權、用能權、用水權、碳排放權等交易機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運轉效率。加快建立初始分配、有償使用、市場交易、糾紛解決、配套服務等制度，做好綠色權屬交易與相關目標指標的對接協調。目前，電力行業已納入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我國計劃在“十四五”期間將石化、化工、建材、鋼鐵、有色、造紙、民航等八大行業納入強制市場，通過發放配額強制履約的方式對排放大的行業進行總量控制。

圖表13：全國碳市場第一個履約周期交易和履約情況（2021年1.1-2021年12.31）

資料來源：生態環境部，中金公司研究部

CCER重啟推動推動全國碳市場加速邁向雙輪驅動。2023年10月24日，生態環境部公布首批CCER方法學，包括造林碳匯、并網光熱發電、并網海上風力發電、紅樹林營造四類。[25]首批方法學涵蓋林業碳匯、能源產業、海洋碳匯等多個領域，兼顧社會效益與生態價值。我們在專題報告《CCER重啟，海上風電、光熱發電、林業碳匯、紅樹林營造或將優先受益》對首批方法學對相應行業板塊的影響進行了具體分析。我們認為，首批CCER方法學重點支持高成本創新性可再生能源技術，以及維護成本高、具有公益性的生態項目；隨著海上風電、光熱發電進入平價時代，CCER機制的收益增厚效果將愈發凸顯。

在我國自愿市場實踐中，碳交易往往與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政策落地實施相結合。如貴州“單株碳匯精準扶貧機制”、福建順昌“一元碳匯”、福建三明“碳票”、浙江安吉竹林碳匯收儲等。但交易規模普遍較小，如：福建順昌的“一元碳匯”，截至2022年6月底已有9336 人次認購了碳匯量，但認購額只有62.07萬元，人均不到百元[26]；浙江安吉首批收儲的碳匯交易額也只有108萬元[27]。這些項目的公益、示范作用遠大于實際的減排、固碳效果。

圖表14：國內碳排放交易區試點立法情況

資料來源：各省政府網，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15：各地方試點碳配額市場情況

資料來源：各省政府網，中金公司研究部

挑戰與展望

全球氣候治理格局同國際政治格局一樣，正經歷著合作與脫鉤的雙重驅動，目前正處于變動中。新時代的全球氣候治理面臨許多挑戰，但與此同時也因其緊迫性和重要性帶來許多新的機遇；參與全球氣候治理并在其中發揮作用有助于實現產業轉型和國際標準的引導與制定。

全球氣候治理面臨的挑戰與困境

全球氣候治理發展歷程：曲折前進

全球氣候治理的發展在幾十年間從無到有，整體呈現波動發展、曲折前進的趨勢。總體來看，全球氣候治理的發展歷程可以分為建立階段、艱難推進階段、停滯階段、新發展階段四個時期。

? 建立階段（1988-1997）：建立全球氣候治理機構，首次將發達國家納入減排義務，強調“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在建立階段，氣候治理的奠基工作主要體現在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成立以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簽署。這一時期的關鍵事件包括1988年IPCC的創立，標志著氣候問題正式進入國際議程；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確立，強調“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首次明確發達國家在減排方面的責任。[28]

? 艱難推進階段（1997-2009）：各國利益分歧趨嚴，談判推進緩慢；確定了談判方式的“雙軌路徑”。《京都議定書》確立了發達國家在減排方面的明確義務，[29]然而其施細則卻經歷8年的談判才正式生效，美國還在2001年一度退出。在此艱難推進階段，2007年《巴厘島路線圖》確定的談判雙軌制成為亮點。談判雙軌制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分為兩個獨立的軌道，一方面后者相對于前者承擔較低排放責任；另一方面，發達國家被要求在特定時期內實現明確的減排量。而發展中國家的責任主要是采取適當的國家減緩行動，但并沒有規定具體的減排目標。

? 停滯階段（2009-2015）：全球氣候治理陷入停滯，發展中國家崛起，發達國家減排意愿減弱，談判舉步維艱。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后，全球氣候治理陷入了深度的僵局。大會本被寄予厚望，但卻未能解決《京都議定書》在2012年到期的問題——發達國家的減排意愿減弱，使得談判步履艱難，而發展中國家則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迎來了更多的減排壓力。發展中國家普遍認為，發達國家應該更多地承擔歷史責任，并提供更多的資金和技術支持。然而，發達國家在減排目標和資金支持上的不足使得全球氣候治理陷入僵局。全球氣候治理無法就《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達成一致。

? 新發展階段（2015至今）：國家自主貢獻成為主導力量，但減排目標仍不足以滿足溫升目標；全球氣候治理多極化趨勢凸顯。在2015年簽訂的《巴黎協定》下，各國自主提出國家自主貢獻（NDCs）表達對減緩氣候變化的承諾。例如，中國提出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歐盟承諾到2030年將溫室氣體減排幅度提高至40%。這些自主貢獻旨在推動全球氣候行動。但同時，一些發達國家未能提出足夠雄心勃勃的目標，而一些新興經濟體也面臨發展壓力，使得整體減排目標難以達成。在這期間，全球氣候治理格局面臨了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等因素影響，[30]但依舊在一些方面取得了進步，這進一步證明新階段的氣候治理不只僅依賴一個國家的承諾。

圖表16：全球氣候治理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2021.9.15張中祥、張鐘毓《全球氣候治理體系演進及新舊體系的特征差異比較研究》[31]，中金公司研究部

全球氣候治理面臨的挑戰

氣候有益技術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導致技術缺口加劇。氣候有益技術在使用過程中能夠對氣候和環境產生正外部性，其形式上表現出非競爭性、收益上體現出非排他性，因此可視為一種全球性公共產品[32]。目前，氣候有益技術仍處于長期發展之中，各領域技術成熟度差異較大，部分技術如碳捕捉具有準入門檻高、投資回報周期長的特點，阻礙了技術的商業化推廣。為實現氣候治理目標，需要一系列氣候有益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研發、推廣與轉讓，而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與氣候有益技術公共產品屬性之間的矛盾阻礙了氣候有益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讓，這也成為全球氣候治理面臨的最為顯著的挑戰之一。

全球氣候治理資金機制缺位導致資金缺口嚴重。當前全球氣候治理尚不具備一體化的資金機制，導致發達國家供資承諾兌現困難，造成氣候治理出現資金缺口。一方面，發達國家出資分攤機制有待完善，《巴黎協定》也未針對發達國家氣候出資問題進行具體的制度安排，使得其在兌現承諾時相互推諉、責任界定模糊。另一方面，氣候治理的資金來源主要依托五大基金籌措（全球環境基金GEF、綠色氣候基金GCF、適應基金AF、最不發達國家基金LDCF及氣候變化特別基金SCCF)，但五大基金大多未形成穩定的增資機制，同時氣候資金的監督評估機制亟需改進。

地緣政治變遷對全球氣候政治產生沖擊。英國自2016年的脫歐風波給全球氣候政治前景帶來不確定性，核心問題在于環境議題在政治議程中的地位下降、環境規制和氣候政策的優先級被迫降低，從而導致原本可用于氣候環境議題的資金和技術路徑的中斷。而烏克蘭危機及其地緣政治影響可能迫使各國中止自主貢獻計劃，歐盟各國在全球氣候治理領域的合作意愿和行動能力受到削弱。此外美國政府在特朗普時期宣布退出《巴黎協定》而在拜登執政后重新加入，這種“退群”或重新“加群”的行為直接阻礙了新的全球氣候政治協議的形成，并且美國對《巴黎協定》的資金義務提出異議。在大國的權力和地緣政治變遷中，全球氣候政治面臨更加動蕩和復雜的局面。

圖表17：全球氣候治理的機遇與挑戰

資料來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中美“陽光之鄉”聲明對全球氣候治理的重大意義

2023年11月15日，中美兩國發布了“陽光之鄉“聲明（以下簡稱“聲明”），宣示了加強合作以應對氣候危機的決心。聲明強調了中美雙方在合作機制建立、能源轉型、甲烷及其他非二氧化碳氣體排放等九大議題中的25項具體合作承諾和部署。“聲明”在全球氣候治理面臨的挑戰下顯得彌足珍貴。

? “聲明”兼顧中美氣候治理在宏觀和微觀層面的需求，包括減排范圍確定、國際協作機制、可再生能源裝機、CCUS等諸多層面的合作。1）宏觀上，中美通過啟動“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工作組”展現出在氣候議題上的直接對話與合作，為2030年具體氣候行動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加速機制。2）微觀上，兩國共同支持全球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增至三倍；兩國各自推動工業和能源等領域CCUS大規模合作項目的下限目標；兩國還將在工業和農業生產領域開展技術合作。

? “聲明”擴大了中美的減排范圍，為其他各國做出表率。聲明的明確目標涵蓋了包括甲烷在內的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使減排的焦點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二氧化碳問題。這種拓寬減排范圍的做法體現了中美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更全面責任感，也為應對復雜氣候挑戰提供了更為細致入微的方案。中美是兩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和溫室氣體排放國，它們的聯合聲明向其他國家展示了在全球氣候治理中承擔更多責任的表率。

? “聲明”在中美關系面臨挑戰、全球氣候治理動力不足的大背景下的為所有氣候合作國家注入信心。“聲明”證明，在人類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等緊迫危機和挑戰的時刻，中美這兩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和溫室氣體排放國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共同攜手合作的展望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這一舉措有望在全球多邊氣候進程中產生基礎性的貢獻，涉及國際政治領導力、科技研發能力、規模經濟降低減排成本、制造業推動綠色低碳技術產業化，以及綠色金融支持綠色投資等多個方面。“聲明”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前景注入了樂觀色彩，為2023年11月底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8次締約方大會奠定了良好的溝通基礎。

中國在未來全球氣候治理中的發展方向

借“雙碳”契機實現產業升級和轉型。中國在氣候治理中的發展方向正積極響應“雙碳”契機，將其視為實現產業升級和轉型的關鍵時機。一方面，中國致力于積極發展新興產業，包括光伏、風電和新能源汽車等，以推動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實現綠色發展；另一方面，中國采取措施改造和倒逼高碳產業轉型，如鋼鐵和煤炭，通過綠色債券等金融工具，實現落后產能的淘汰和產業升級，以迅速降低碳排放強度。這不僅有助于應對氣候變化挑戰，也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氣候治理觀。中國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特別在全球氣候治理領域，呼吁國際社會采取共同行動。首先，強調國際社會應共同協商全球氣候治理方案，摒棄過去由發達國家主導的歷史階段，追求平等協商和合作共贏，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其次，主張共建全球氣候政治制度，實現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共同目標，踐行多邊主義。最后，強調共享全球氣候治理成果，包括階段性成果的公平分配，通過合作應對氣候變化實現全球共同發展，激勵各國持續參與。

實現綠色低碳標準的國際化接軌。綠色國際標準是為實現“雙碳”目標提供國際協調的規則，是世界“通用語言”，是應對環境變化的技術規則和技術支撐。目前我國綠色標準體系的全面性和先進性、與相關政策的銜接以及有效實施機制、標準的國際化水平等方面還存在明顯不足。在綠色貿易壁壘在當今國際貿易領域已然取代了傳統的關稅、補貼等壁壘形式成為現代社會貿易保護主義首選手段的背景下，作為全球最大制造業國家之一，我國出口貿易在發達國家設置的綠色貿易壁壘制約下頻頻受挫并面臨著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的被動局面。研究基于國際社會相關技術公約與規定要求的基礎上提升我國相關企業的綠色技術水平將是我國企業在“雙碳”目標下需要關注的重點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