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間的博弈可能會分化全球格局，并重塑貿易形勢，而集裝箱航運也必將受其深遠影響。

世界正在面臨一場能夠重塑國際貿易格局的超級大國角力。而作為促進世界貿易和商業的潤滑劑，船公司必須小心翼翼地應對貿易爭端。正是因為船公司在運力和基礎設施方面的巨大投資，才成就了現如今全球化的欣欣向榮；任何現狀的改變都有可能造成巨大破壞，并導致其資產價值減損。

自疫情爆發以來，業界開始密切關注如何確保供應鏈韌性以防止再次中斷。數不勝數的調研都問向企業：是將制造業轉移到更靠近本土市場的鄰國(近岸外包)，還是遷回國內(業務回流)，亦或是在拓展貿易伙伴的前提下繼續離岸外包，還是將這些方式兼容并蓄。

如今，一個新詞匯已被加進了貿易詞典——“友岸合作”（friend-shoring），這個術語基本上意味著優先選擇與有著共同價值觀并高度互信的國家進行貿易。

而此種做法似乎正在得到美國政府的推動。去年，美國財政部長Janet Yellen曾表示“美國需要真正使其供應商群體多樣化，而不是高度依賴那些存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無法指望持續可靠供應的國家?！?/p>

她也更進一步表示“友岸合作意味著存在著堅定遵守一系列準則和價值觀的國家群體，美國需要深化與這些伙伴的聯系，共同確保所需的關鍵物資得到可靠的供應”。

友岸合作并不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因為各國總是傾向于與有共同點的伙伴進行貿易：可能基于共通的語言、相似的文化，或者其他由來已久的聯系。

同樣，與鄰國進行大規模貿易也并非新鮮事。

為了未雨綢繆，船公司真正需要了解的是，這些不同的概念各自將在未來發揮多大的作用？

雖然目前尚無法通過海關統計數據來證明正在發生多種形式的去全球化（包括友岸合作、近岸外包或業務回流），但多樣化的離岸外包已在興起，即所謂的“中國+1”策略。

圖1：美國集裝箱進口貨物份額（以美元計的前5大貿易伙伴）

來源：Trade Data Monitor，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表1：按貿易伙伴劃分的美國集裝箱進口貨物份額（以美元計）

來源：Trade Data Monitor，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根據TDM(Trade Data Monitor)提供的美國進口集裝箱貿易統計數據，可以清晰地看出美國正逐步減少對“中國制造”的依賴，并轉向貿易伙伴多元化。相較于貿易戰開始前，中國在美國進口商品中的份額縮減了近9個百分點，在美元計價下從2017年的40%降至2022年的31%（見圖1和表1）。

然而，日本、德國、法國和英國等國(無疑在Janet Yellen心目中屬于友好國家范疇)在美國的集裝箱進口份額也出現了下降。

另一方面，越南自2017年以來，其在美國進口商品中的份額幾乎翻了一番，在2022年達到8%。印度的份額提高了1.4個百分點。泰國則提高了1個百分點。

表2：按貿易伙伴劃分的美國所有商品進口份額(以美元計)

來源：Trade Data Monitor，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誠然，由于墨西哥和加拿大兩國與美國的貿易都是通過陸路運輸完成，因此無法通過海運集裝箱輸送量來衡量。但就貨值而言，目前還沒有跡象表明，近岸外包商品正在美國進口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見表2)。

同樣，盡管目前中國仍是美國最大的商品來源國，但其主導地位正面臨威脅，自2017年以來下降了5個百分點。除非美中關系出現戲劇性的好轉，否則中國不太可能保持這種領先地位太久。

在國際貿易關系中，普遍采取的是一種冷靜和務實的觀點，盡管各國都有自己側重的貿易伙伴，但歷史上大多數國家在處理貿易關系時都會忽略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事實上，西方經濟體的制造業已外遷了一個世紀。在這樣的背景下，所以如果還想保證關鍵物資的供應，就沒資格對貨物的源頭如此苛責了。因此，各大國的主要貿易伙伴中都會包含政治制度各異國家（至少目前如此）。

表3：按貿易伙伴劃分的中國所有商品進口份額（以美元計）

來源：Trade Data Monitor，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其他國家的情形也差不多。據經濟學人智庫的信息，截至2022年，中國的前20大進口貿易伙伴的民主指數平均為6.81，與美國的7.20相差不大（見表3）。

然而，如果“友岸合作”成為未來的貿易標準，這一切將發生改變，船公司將需要開始創造性地思考如何同時為以意識形態劃分的兩大陣營提供服務。

對于美國而言，出臺所謂保護美國出口商不受外國船公司“侵害”的仇外法條，并不能增加其在海外的信任度以獲得更多盟友。此外，美國的保護主義立法也可能導致其與歐盟等親密盟友之間出現分歧。

圖2：德路里托運人調查結果(2月23日)

來源：德路里海事研究

德路里向一些托運人客戶發送了調查問卷，試圖了解當前地緣政治不穩定對他們采購決策的有多大影響(見圖2)。

盡管這不是一項系統性或嚴謹的調查，但結果顯示，關于制造業搬遷潮的說法或許有夸大的嫌疑。

66名受訪者中，僅有15名(23%)表示他們的公司在過去5年中已變更了主要的生產外包國（5人），或在未來5年內有變更計劃（10人）。在被問及對采購決策的主要考慮因素進行排序時，15名受訪者表示他們首先希望實現供應鏈多元化，以盡可能減少供應鏈中斷的風險，平均得分為1.9分（1為最重要，5為最不重要）。其次是對貿易爭端的擔憂（2.7分）和勞動力成本上升（3.1分）。相對而言，受訪者對于道德（3.5分）和環境（3.8分）等因素的考慮程度較低。

有趣的是，唯一一位年采購量超過10萬TEU（主要從中國到英國）并表示考慮在5年內變更生產外包國的受訪者，將道德問題列為首要因素。不過這可能并沒有什么代表意義，這位獨特的受訪者可能之所以對道德問題更加關注，是因為高知名度的大型貨主需要更深入地考慮他們的采購來源。

表4：德路里托運人調查詳情

來源：德路里海事研究

德路里的觀點

總的來說，現有的事實還不足以讓德路里相信去全球化不僅僅只是學術層面概念或媒體炒作。誠然，離岸外包會更加多樣化，但對外包地的選擇仍將受到傳統因素的驅動，如勞動力成本、生產和物流能力。

道德和文化層面的共通性將繼續在托運人的采購決策中發揮作用，但“友岸合作”能否脫離字面成為現實，或將取決于超級大國間角力的激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