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華全國總工會公布的就業市場調查數據顯示：全國職工總數4.02億人左右，新就業形態勞動者8400萬人，農民工2.93億人；職工平均年齡38.3歲、平均受教育年限13.8年。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主要是快遞員、貨車司機、網約車司機、外賣配送員等群體，以男性青壯年為主，農業戶籍人員比例較高。

據此統計，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占全國職工總數的五分之一，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成為職工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就業群體數量增長快，行業內卷升級

數據顯示：自2021年以來，全國各級工會新發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會員達1037萬人。這反映出新就業形態從業者的增長速度很快。

而按照此次統計，全國外賣員、快遞員、專車司機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人員數量達到8400萬人，接近1個億，占全國職工總數的20%。而在全國各省人口統計中，2022年，江蘇省總人口才8070萬人。也就是說，我國有將近五分之一的就業人口（或相當于整個江蘇省人口）都在送快遞、送外賣、跑專車。這是當下我國就業市場的真相之一。

進入3月，快遞行業新一輪價格戰悄然開打，低價背后首當其沖的是下調派費，而美團等外賣平臺也有消息傳出要下調外賣員傭金，這也反映出外賣、快遞等行業可能將會變得超出想象的卷。

實際上，快遞小哥這個職業，員工流動率始終居高不下。

究其原因，首先是“高薪幻想”的破滅

據《618快遞服務質量大數據報告》顯示，中國超五成的快遞員收入不超過5000元，月收入超過1萬元的僅占1.3%。

由此可見，月入過萬并不代表快遞小哥的普遍收入水平，甚至概率極低。

其次是勞動強度大

現在很多顧客并不希望快遞小哥將快遞放在快遞柜或驛站里，小哥很害怕被投訴，所以有時候一個件可能要送多次才能簽收，配送效率并不算高。

配送效率低就意味著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完成每日的定額工作。快遞員承包的片區每天都會有新的件待派送，一旦沒有完成當天配送很可能影響第二天的攬件、派件進程。

熱搜下的評論區有位網友分享了自己的經歷。他說自己在夜里12點的時還能收到快遞小哥的取件通知，忙的時候，這位快遞小哥還會加班到三點。同時也有網友表示，快遞小哥普遍每天早六晚十工作，且沒有雙休，一旦請假，自己派送片區快遞就會堆積，詢問、投訴電話就會被打爆。

除了薪資和勞動強度不匹配外，壓力大也是快遞小哥離崗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在分揀快遞時，快遞小哥要打起“十二萬分”的精神，因為一旦出錯就要面臨公司內部大大小小的罰款通知。面對顧客，快遞小哥也要謹言慎行，因為一旦顧客投訴，自己也會被罰款。

分揀時要全身心投入、一天工作高達16小時、高峰期一天都不能休息的工作模式讓不少快遞小哥幾乎沒有休閑社交活動。有網友稱，自己干這行兩年多一周只休一天還會用來補覺，“經常感覺自己就是處理快件的機器人”。

拼命工作或許會月入過萬，但是快遞小哥永遠不知道“月入過萬”和“高額罰款”哪個先來

目前快遞公司投訴罰款主要有五類：沒按規定時間送達、與客戶溝通態度不好、未經聯系直接把快遞放到代收點、貨物損壞、貨物丟失。這五類的罰款金額也在50元、200元甚至更多不等。

近日，送貨上門頻上熱搜，而網友反映的問題大多是“未經聯系直接把快遞放到代收點”。這類投訴通常會給快遞小哥帶來200元左右的罰款，而快遞小哥送一單，收入在0.5-1元左右。

辛勤工作了一個月，到手的罰款比掙得還多，不知此時快遞小哥作何感想。

網點老板無力改善快遞小哥待遇，快遞企業須擔起權益保障責任

2020年以來，快遞公司為爭奪市場份額，不斷降低服務價格，不斷增加內部考核指標，消費者得以用更低的價格享受更好的服務。

近年來，快遞公司的凈利潤也整體保持增長。看起來，快遞公司和消費者實現了“雙贏”。但這種“雙贏”是以加盟商大面積虧損、快遞員過勞且缺乏保障為代價的，這種模式注定不可持續。當前，很多快遞員缺乏歸宿感，憂心老無所依，而快遞一線的高流失率和缺員狀態會影響服務品質。

雙壹認為，中國快遞企業穩定發展的根本支撐點在人，科技手段仍只是輔助。保障好人力，品質服務才有著落。沒有快遞員做支撐，品質快遞無從談起。經濟學理論說，競爭可以提高效率，增進社會福利。

快遞企業競爭錯了嗎？問題出在哪里？經濟學理論沒錯，快遞業的確通過競爭提高了行業效率，增加了社會福利，但增加的福利并未公平惠及產業鏈上的所有環節，在快遞公司、加盟商、快遞員、消費者這四個環節中，首尾受益，中間受損，而受損的環節又無法維權。

事實上，從全國人大的《勞動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社會保險法》、《工會法》、《就業促進法》到國務院的《勞動保障監察條例》、《工傷保險條例》、《帶薪年休假條例》，再到大量的部門規章和地方立法，中國保護勞動者權益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已經趨于完備，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益，本應是營商辦企業的剛性成本。

2021年7月，在外賣騎手的權益保障成為社會焦點后，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八部門發布《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平臺企業采取勞務派遣等合作用工方式組織勞動者完成平臺工作的，應選擇具備合法經營資質的企業，并對其保障勞動者權益情況進行監督。”這意味著快遞企業有義務監督快遞員的權益保障情況。

從法律角度講，快遞企業與快遞員并無勞動合同關系，承擔保障義務的是網點老板，但他們本身就生存艱難，無法改善快遞員待遇，無力承擔快遞員的社保支出。如果監管趨嚴，行業競爭進一步加強，大批加盟商勢必破產倒閉。在快遞企業與加盟商的關系上，快遞企業作為產業鏈核心環節，更應主動承擔起責任。

快遞員和各級網點的加盟商是快遞行業的重要組成環節，在目前的行業格局下，當生存困難時，他們只能默默離開這個行業。而當加盟商和快遞員的離開數量跨過了“臨界點”，快遞網絡的運送效率就會大幅下降，快遞公司和消費者曾經的“雙贏”就會變成“雙輸”。

種種跡象表明，“臨界點”已經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