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案基本案情

崔某某經營的運輸車隊，在山東某新型面料公司內部設立。

2010年起，崔某某每年與面料公司簽訂貨物運輸承攬合同，負責面料公司的貨物運送。

因與面料公司結算運費需運輸發票，崔某某遂在當地地稅局開具運輸發票提供給面料公司，開票稅率為5.8%。

后崔某某得知沂源某物流公司可以低于地稅局的稅率開具運輸發票，遂于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陸續在該公司開具票面金額共計為1608270元的運輸發票，崔某某向該公司按4.6%稅率交納開票費。

崔某某將這些運輸發票交與面料公司用于結算運費，面料公司用上述發票抵扣了112578.9元稅款(按運費金額的7%扣除率計算進項稅額抵扣)。

面料公司與沂源某物流公司之間沒有實際業務往來。

法院起訴

2014年12月11日，檢察院以崔某某涉嫌犯虛開用于抵扣稅款發票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一審法院認為，崔某某在與沂源某物流公司無實際運輸業務的情況下，多次讓該公司為自己開具用于抵扣稅款的運輸發票，致使國家稅款11萬余元被非法抵扣，造成稅款流失。雖進行了實際經營活動，但讓他人為自己或他人虛開用于抵扣稅款發票，其行為已構成虛開用于抵扣稅款發票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最終，一審法院以崔某某犯虛開用于抵扣稅款發票罪，判處其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并處罰金5萬元；對崔某某非法抵扣稅款，依法予以追繳。

崔某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認為，上訴人崔某某在無真實貨物交易的情況下，虛開用于抵扣稅款的運輸發票，虛開稅款數額較大，其行為已構成虛開用于抵扣稅款發票罪。崔某某雖與他人進行了實際運輸經營活動，但其與沂源某物流公司無實際運輸業務。在此情況下，多次讓沂源某物流公司為其開具用于抵扣稅款的運輸發票，致使國家稅款被非法抵扣，其行為已構成虛開用于抵扣稅款發票罪。

裁定駁回崔某某上訴，維持原判。

法院改判

經山東省高院指令再審，青島市中院再審認為，虛開用于抵扣稅款發票是指以騙取抵扣稅款為目的，并實施為他人虛開、為自己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介紹他人虛開的行為。

對虛開用于抵扣稅款發票的理解和認定，應當適用刑法的有關規定。

根據刑法的具體規定，具有騙取抵扣稅款的故意應當是認定此類犯罪的構罪要件之一。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如何認定以“掛靠”有關公司名義實施經營活動并讓有關公司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的性質〉征求意見的復函》進一步明確“行為人利用他人的名義從事經營活動，并以他人名義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即便行為人與該他人之間不存在掛靠關系，但如行為人進行了實際的經營活動，主觀上并無騙取抵扣稅款的故意，客觀上也未造成國家增值稅款損失的，不宜認定為刑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

本案中，沒有證據證明崔某某有騙取抵扣稅款或幫助他人騙取抵扣稅款的故意，僅以崔某某找其他公司代開發票的行為不能認定其構成此類犯罪。

至于檢察機關認為崔某某到稅率低的公司開具發票的行為可能造成稅款流失的問題，該可能流失的稅款并非指本案應涉及的抵扣稅款，且該數額不大。

青島市中院再審據此認定崔某某犯虛開用于抵扣稅款發票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改判被告人崔某某無罪。

該案的典型意義在于：嚴格區分罪與非罪的界限，堅決防止刑事手段干預正常經濟活動。

黨的十九大要求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人民法院作為司法機關，就要依法擔負起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的職責，切實增強企業家人身及財產安全感，讓企業家安心經營、放心投資、專心創業。具體到審判實踐中，就要堅持罪刑法定原則，對企業家的生產、經營等活動，只要不違反刑事法律規定，不得以犯罪論處。

本案涉及虛開用于抵扣稅款發票罪的認定問題。實踐中應嚴格區分“代開”與“虛開”兩類行為，并嚴格認定被告人是否具有以騙取稅款為目的。

被告人崔某某有實際經營活動，僅系找他人代開發票，并用于企業的正常抵扣稅款，無證據證明其有騙取稅款目的，也無證據證明達到犯罪數額標準，不應認定構成犯罪。

再審判決沒有拘泥于機械理解和適用法律法規，而是通過對法律背后法理的深刻分析及對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意見和指導案例的深入解讀，權衡多方利益，正確適用法律原則，充分發揮了審判監督程序職能作用，依法改判被告人無罪，保護了當事人合法權益，保障了企業的正常生產活動，取得了良好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