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我們常說，21世紀企業之間的競爭，實際上是供應鏈之間的競爭；現在我們突然發現，當下國家和國家的競爭，竟然也是供應鏈的競爭。

在過去的全球化時代，分工協作是主基調。

歐美發達國家輸出技術、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承接制造，最終產品供給全球消費者使用。其中，美國具有全球最大消費市場，中國緊隨其后。

借著全球化的東風，中國的發展進入了一個良性的循環，形成了一個高速增長的飛輪。

它是這樣運作的：

低（勞動力）成本制造吸引了外部需求，外需帶來了訂單的增長，訂單增長帶來了投資和收入的增加，投資和收入的增加也拉動了內需，內需的增加帶來了更多的訂單，更多的訂單進一步驅動制造成本的降低，從而吸引更多的外部需求。

整個增長是由外循環（外需）和內循環（內需）共同驅動形成的。兩者相互促進，形成了巨大的增長飛輪。

然而，到了逆全球化時代，美國政府主動發起了競爭和挑戰。

在美國政府（關于供應鏈安全）的干預和宣傳下，來自美國的外部需求和外部投資都出現了明顯的下滑。當然，我們自身勞動力成本上升也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推動因素。

外循環的高速發展遇到了阻力，我們需要強化內循環。

但是當外循環受阻時，我們外部訂單關聯的企業收入出現了下滑，打破了原有增長飛輪的邏輯。加上高房價、高負債等綜合原因導致當下內需同樣不振，內循環也挑戰重重。

因此，焦點放在了如何啟動內循環上，這也是當下中國經濟最重要的課題。

但更進一步，有沒有什么方法，既可以幫助內循環，也可以促進外循環。

筆者認為破解的方法要從供需兩端來看，一個在需求側，一個在供給側。

需求側，減稅降負，讓中國企業和消費者有更多余錢進行投資和消費。

例如發放消費券、降低存量貸款利率、增加消費補貼、稅收補貼等方法，來提振消費者消費的意愿，企業投資實體產業的意愿。

對需求側的分析，不是筆者所擅長研究的，我們重點來看供給側。

供給側，降本增效，讓產品更具性價比。

拼人力成本肯定是不行的，因為勞動力成本不斷在攀升，同時很多年輕人還不愿意進工廠干辛苦活。這是整個經濟發展運行的規律，很難改變。

所以破解供給側的關鍵在于：如何在人力成本攀升的情況下還能夠推動降本增效？

答案是大力推動供應鏈的數字化轉型。

過去中國制造的性價比來源于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未來中國制造的性價比來源于更領先的數字化的成本優化方式。

根據筆者這些年的實踐以及調研走訪，大家的共識是：企業降本增效依然有大量的空間，但今時不同往昔。

中國制造的增長飛輪起始于三四十年前廉價的勞動力成本；當最近二十年內勞動力成本上升時，我們通過傳統供應鏈優化的方法推動了綜合成本的持平甚至是進一步降低，這些方法包括精益生產、戰略采購、物流優化、自動化以及傳統ERP信息化。這些方法大多來源于歐美，我們并不具備先進性，但我們很聰明很勤奮，我們運用得很好。

對比歐美高昂的勞動力成本+先進供應鏈優化帶來的降本，對比其它發展中國家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不完善的供應鏈能力，中國處于中位數的勞動力成本+供應鏈優化的應用帶來的降本，中國制造依然具備總成本最優的比較優勢。

但中國的勞動力成本還在不斷攀升，傳統供應鏈優化所帶來的降本空間遲早挖掘殆盡，中國制造的綜合成本優勢的臨界點會逐漸來臨。

部分行業，例如中低端服裝、玩具等的制造成本的比較優勢失去后，這些產業開始向低勞動力成本如越南、菲律賓、印尼等國家轉移。其它行業的臨界點也會逐漸來臨。

但事實上，中國制造的降本提效空間依然巨大，它的關鍵在于如何挖掘。

此前由歐美企業所引領的傳統供應鏈的優化方法，在降本增效方面十分有效但管理顆粒度不夠，協同效率不高。傳統供應鏈優化的極限是信息化所能帶來的極限。

但數字化轉型可以突破信息化的極限， 不僅能夠幫助企業進一步在更細顆粒度上挖掘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機會，還能夠幫助企業更加精準地匹配需求和供應，提升協同效率。

最重要的是，中國做數字化轉型是全球先天最好的國家，是最具有先發優勢的國家。這一輪供應鏈數字化升級的引領者應是中國，而不應舉手讓給歐美。

如果全球化飛輪沒有被打破，中國引領的這一輪數字化供應鏈升級是順風順水，水到渠成就能實現的。所謂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

但是全球化飛輪打破后，我們的挑戰在于，如何一方面頂住訂單和利潤下滑的壓力，另一方面還能繼續堅持甚至更加主動地進行數字化的升級和投入。

它需要政府和企業共同的努力。

時代讓我們站在了最佳的起點上，相較于中國過去二十年所積累的以數據為驅動的數字化基礎能力，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包含發達國家）及其知名跨國企業今天依然處于上一代信息化時代以流程為驅動的技術基座上。

而中國不少頭部企業已經完成了從信息化向數字化原生企業的過渡。例如華為最近剛剛采用云原生技術完成了對進口信息化ERP產品的國產化替代。

有的中國企業干脆直接越過了信息化時代，直接進入了數字化時代的管理。例如中國的云原生企業阿里巴巴、京東、滴滴、SHEIN、瑞幸等。

數字化云原生企業，身上沒有傳統信息化系統如傳統ERP的束縛，不僅可以最大化地、以最細管理顆粒度、以實時動態數據驅動的方式發起降本增效，還可以加速制造業和供應鏈向中高端的升級速度，從而實現對眾多跨國企業的反超。

為什么可以反超，因為歐美企業過去幾十年在信息化基礎設施上的投入積重難返。過去投入越大、投入越深，今天破舊立新的成本和難度就越大。這反而給我們提供了一定但很有限的時間和空間。

這就好比我們過去短短數年通過發展新能源車，直接跳過了歐美最有優勢的燃油車技術壁壘。而歐美企業卻還在糾結于如何保留燃油車的技術遺產，對新能源車的投入亦步亦趨。

這種反超是在中國供應鏈上采用新一代數字化技術的先發優勢，來生產更優的價格、更高性價比的產品，獲得消費者的青睞，從而對抗老牌歐美企業高品牌附加、高毛利的生意模式。

說白了，東西質量更好，價格更便宜，消費者誰還愿意花冤枉錢交高額的品牌稅？

典型的案例如Shein對ZARA的反超，瑞幸對星巴克的反超，華為（如果拋開芯片制約）對蘋果的反超，阿里和京東對外資電商的反超等。

這些企業的成功都來源于中國數字化的先發優勢，以及中國制造過去四十年積累的產地優勢。雙重紅利今天還在，機會依然還在，關鍵看我們怎么運用。

事實上，通過數字化升級之后的中國供應鏈，不僅可以通過更低的成本更高性價比的商品幫助內循環的啟動，還能夠讓我們依舊保持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

因為任何企業都是追求利潤回報的，中國制造如果保持成本更低、質量更好，加上中國市場始終是開放的，短期出走的貿易商和采購商遲早會回來。

美國政府之所以可以發起全球供應鏈重構之戰，是讓其它國家和跨國企業相信把供應鏈從中國遷移出去有諸多的好處。為此，美國政府講了三個故事：

第一從所謂的“供應鏈安全”的角度，中國因為疫情期間不得已的封控政策、外部拱火造成潛在臺海關系緊張等被美國政府宣傳為中國供應鏈風險，從而推動懼怕風險的跨國企業和跨國買家不得已轉移其供應鏈；

第二是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不斷在攀升，低端制造業中國逐步進行淘汰。而東南亞、印度、墨西哥勞動力成本更低。雖然供應鏈基礎設施還不夠完善，但加大投入、給予訂單，假以時日也能代替中國；

第三中高端制造業方面，中國能力尚不足。站在大國供應鏈競爭的角度，請放回美國本土，或者投給日本韓國歐洲等親美國家。

這些都是美國政府發起的本輪全球供應鏈重構之戰所重點宣傳及付諸實施的供應鏈競爭策略。

一旦中國供應鏈突破了美國政府設下的這個局，局勢就會逐漸扭轉回來。

破這個局的關鍵就在于：

第一，中國始終堅持開放市場，政策穩定，供應鏈穩定，降低外需對中國供應鏈風險的擔心。

第二，大力鼓勵那些堅持來中國投資做生意的國家和企業，獎勵堅信"在中國、為中國"的合作伙伴們。來做生意的都可以獲利，不來做生意的只能眼饞。

第三，勇于跟著供應鏈走出去，走到其它發展中國家去建廠建物流（只要它國政治因素不排斥我們）。供應鏈是鏈條，企業跟著走出去不是脫離中國，而是中國供應鏈的延伸。它會來帶收入，帶來出口，促進外循環。與其把發展的機會拱手讓給別人，不如主動把鏈條建立起來，掌控在自己手里。

第四，加速中國供應鏈的數字化轉型，以更低的制造成本和更高性價比的商品來PK低勞動力成本國家的制造，以更強的數智制造水平來PK發達國家的高端制造。

在筆者看來，數字化轉型是當下最重要的突破口之一。

憑什么發達國家的人民可以大膽消費，同時不做制造或只做高端制造。憑什么中國只能依靠廉價勞動力來給發達國家打工，而不能讓自己擁有更高的收入，享受更高性價比的商品？

如果我們通過數字化獲得了全球領先的生產力，一如SHEIN、阿里京東、華為、瑞幸等企業；如果我們通過舉國體制突破了關鍵的芯片等技術壁壘，一如我們過去突破了許許多多的技術壁壘。中國制造是完全可以維持住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的。

反觀美國，現在最頭疼的問題是高通脹。高通脹是怎么來的？

美國政府發起的全球貿易戰，以供應鏈安全的名義打破了全球化的分工，美國消費者不得不承擔因此帶來的供應鏈轉移和重構的附加成本。

為什么通脹一直壓不下來，因為只要中國制造的比較優勢還在，轉移和重構中的供應鏈還沒有進入穩態，美國人民還將繼續承擔高昂的物價。

但忽悠只能是一時，全球消費者和企業還是會選擇用腳投票的。只要我們能保持開放市場，穩定的市場，保持供應鏈的比較優勢一直領先，我們就不用擔心這些轉移出去的訂單不會回來，或者轉移本身也是中國供應鏈的良性延伸。

但如果不主動面對競爭，主動突破，我們的比較優勢是會逐漸消失殆盡的。

當然，筆者說了這么多，還想多說一句的是：數字化的重要性對于政府，對于很多企業家來說都有共識，但真正見識了數字化的魅力，并且操刀過數字化，能夠幫助企業成功落地數字化的人才和最佳實踐依然太少，是我們急需鼓勵和倡導和發展的。

只知道why，為什么要做數字化，不知道how，如何做數字化，讓很多企業走了或者正在走著彎路。

因為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尤其是B端的數字化轉型，難度不小。雖然中國具有全球先發優勢，但也并非沒有被歐美企業趕超的可能性。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國家之間的供應鏈競爭和企業之間的供應鏈競爭是相似的。

從戰略到策略落地，以競爭為主要目的，比拼的是誰的供應鏈更先進，誰的供應鏈更具生產效率，誰的供應鏈盈利能力更強。并且整個競爭過程是動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時而是敵，時而是友。競爭的態勢也是會不斷轉換，快速切換的。也將是一場長期的競爭！

不用悲觀，而應直面競爭，在世界格局內構建起以中國為核心鏈主的供應鏈體系。

時不我待，我輩當需努力！

文章僅代表作者的個人觀點，不代表任何商業組織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