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美地緣關系緊張、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加大了貿易壁壘、地緣政治風險和離岸生產及國際貿易的風險，推動全球價值鏈去中國化，加速向全球或區域性低成本中心轉移，或向發達國家回流，亦或進一步向消費市場分散，且發達國家對高技術環節的控制力度加大。這些動向加大了中國參與全球產業鏈的成本和風險，提高了中國通過全球產業鏈整合實現產業升級的壁壘。

對于中國產業而言，雖然這并不意味著較長時間內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核心地位會發生根本變化，但中國利用全球產業鏈整合實現產業升級和先進制造業發展將變得越來越困難，因此有必要針對新動向采取對策。中國不僅需要采取供應鏈安全對策；還需不斷改善國內生產的軟硬環境，推進高質量對外開放，持續增強中國制造的競爭力；同時確立新形勢下發展先進制造業的戰略和機制。

全球產業鏈調整出現的新動向有哪些？

1、中美地緣政治風險和供應鏈韌性目標推動全球產業鏈加速向全球或區域性低成本中心轉移。進展依賴于新成本中心的相對優勢和數字技術的應用。

2、受歐美供應鏈安全戰略推動，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全球產業鏈將加快回流。總體進展依賴于機器人自動化和智能制造等技術進步，但半導體等先進制造的關鍵環節以及發達國家國產率低的高附加值環節會快速回流。

3、資本密集型全球產業鏈繼續向區域消費中心集中，同時顯示出向消費地分散的驅動力，關鍵取決于分布式生產等技術進步。

4、發達國家對研發設計、關鍵原料投入以及核心部件生產的控制力度加大，全球產業鏈的知識密集度不斷提高。

一：中美貿易沖突和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產業鏈造成沖擊

首先，中美貿易沖突提高了中國關聯產業鏈的貿易壁壘，加大了全球產業鏈的貿易成本和地緣政治風險。2017年以來，特朗普政府基于其“美國第一”的經濟戰略方針，對內推行經濟民族主義，對外實施貿易保護主義。一方面退出一系列國際協定，重新啟動區域貿易協定談判；另一方面針對特定產品或特定國家提高貿易壁壘。2018年，美國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加征關稅，此后尤其針對中國不斷挑起貿易摩擦，而且沖突不斷向投資、科技等領域擴展。2020年初，中美經多次會談達成第一階段協議，關稅由升轉降，貿易沖突有所降溫。但投資和技術沖突仍在持續，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連年大幅下降，被美國納入“實體清單”的中國企業和機構數目不斷增加。

貿易沖突提高了中美貿易壁壘，使中美之間的貿易成本大幅上漲，從而提高了與此相關的全球產業鏈的貿易成本。作為科技沖突的環節之一，美國對中國部分企業實施軟件、設備和核心部件斷供的行為導致部分生產環節中斷，不僅對一些中國企業主導的全球產業鏈造成重創，還對關聯產業鏈構成沖擊。中美沖突的廣度和深度表明美國意欲與中國供應鏈脫鉤，遏制中國先進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表明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發生了根本變化。中美沖突的長期性成為嚴峻現實，在地緣政治風險之下，全球產業鏈開始加快撤離中國，向貿易壁壘低，或與美國“友好”的地區轉移。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全球產業鏈的脆弱性，加強供應鏈韌性的需求日益迫切。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全球性的城市封鎖、生產停頓和供應鏈中斷，暴露了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以及在全球范圍內傳播危機的可能性，突出顯示了離岸生產，以及過度集中生產的風險。

由于重組全球供應鏈的成本較高，跨國公司提高供應鏈韌性的常規策略是加強風險管理。企業通常會采取增加庫存、加強供應鏈監測、提高風險可預見性等強化供應鏈風險管理措施來應對。但是對于這次波及全球、持續數年的疫情所造成的沖擊，常規的風險管理措施難以應對，重組全球供應鏈已勢在必行。針對提高韌性的不同層面，供應鏈重組有兩個不同的方向：一個方向是回流本國、縮短跨境供應鏈，以降低過于依賴外部的脆弱性，由此降低因供應鏈過長而遭受外部沖擊的可能性；另一個方向是向外分散，如靠近各個市場進行分散式生產，提高供應、經營和分銷的多樣性，以降低生產過于集中的脆弱性。因此，企業為提高供應鏈韌性而重組供應鏈的決策，可能推動全球產業鏈向發達國家回流，或向各終端市場分流。

在中美貿易沖突和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沖擊下，為了降低成本、規避風險、提高韌性，全球產業鏈加速從中國撤離；回流歐美國家，或向更低成本地區分流，或向終端市場分流。至于全球產業鏈究竟以何種速率、沿著哪個趨勢變動，將因產業鏈的行業屬性而異，也受生產成本、市場結構、發達國家產業鏈安全戰略動態的影響，并受技術進步程度約束。

二：全球產業鏈行業屬性決定了其關鍵驅動因素

不同行業的全球產業鏈因行業技術復雜度、規模經濟特征及技術標準化程度差異，關鍵驅動因素不同，產業鏈結構有差異，受外部沖擊的反應也各不相同。就制造業而言，全球產業鏈結構大致有三種類型。

第一類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因投入品少、技術復雜度相對低，行業技術比較成熟，生產區位決策的關鍵因素是生產成本，尤其是勞動力成本。全球產業鏈主要由大型銷售商和品牌商主導，在全球范圍內向低成本中心轉移，是典型的全球性產業鏈。

第二類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因投入品多、技術復雜度高，規模經濟效應明顯，且沒有實現完全標準化，生產趨向集中。因產品體量或重量大，貿易屬性低，生產區位決策的關鍵因素是市場。全球產業鏈由擁有壟斷優勢的品牌商主導，裝配和關鍵部件生產集中于消費市場或靠近消費市場，而標準化程度高的通用性零部件則在全球尋求低成本生產中心，因此，產業鏈兼具全球性和區域性。

第三類是技術密集型產品。在早期的非標準化階段，產品技術復雜度高，品牌商作為壟斷廠商組織垂直一體化生產，在全球低成本中心組裝和組織生產非核心部件；到了標準化階段，產品模塊化程度高，品牌商和主要技術平臺（模塊供應商）共同主導，生產主要是規模經濟導向，產業鏈在全球范圍內向產能中心轉移。

總體來說，勞動密集型全球產業鏈對生產成本最為敏感，供應鏈的全球性特征決定了其對貿易成本也非常敏感。資本密集型全球價值鏈對市場規模和結構最為敏感，供應鏈的區域性特征決定了其對貿易成本敏感度低。技術密集型全球價值鏈對產能水平和熟練勞動力規模最為敏感，因組裝環節的勞動密集屬性，其對生產成本也較為敏感。

中美貿易沖突和新冠肺炎疫情提高貿易成本、地緣政治風險和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并沒有沖擊生產成本、終端市場、產能水平等離岸生產的關鍵區位因素，因此不會直接對全球產業鏈發展造成顛覆性影響，但可能通過影響上述關鍵區位因素產生間接效應。

三：國家間相對生產成本和市場結構動態是全球產業鏈的核心驅動力

生產全球化的根本動機是國家間的要素價格差異，尤其是勞動力價格差異。跨國公司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或離岸外包組織跨境生產，將產品的零部件或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放到低勞動成本國家，可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競爭力。離岸生產勢必要跨境連接，又會產生大量跨境組織生產的連接成本。因此除了生產成本之外，貿易成本、交易成本、生產的規模經濟以及終端市場距離等因素都會影響跨境生產的規模與結構。

1990年代中期全球價值鏈興起時，中國正進入改革開放新階段，從局部開放轉向全面開放，全面實施出口導向戰略。穩定、優惠的對外開放政策、大量廉價勞動力、十多年加工貿易積累的產能和技能、不斷完善的基礎設施，形成了壟斷性的生產優勢，吸引了大量離岸生產。成本導向的全球產業鏈不斷向中國集中。進入21世紀之后，中國人均收入水平快速提升，消費市場開始擴大，作為潛力巨大的區域性市場，又吸引了機械、汽車等資本密集型產業鏈向中國集中。成本、產能以及潛在的市場還吸引了技術密集型產業鏈向中國轉移。在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之際，中國已經成為最重要的區域和全球生產中心。

之后，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勞動力成本上升，與發達國家的工資差距不斷縮小，作為低成本生產中心的優勢減弱。而越南自本世紀初加快了改革開放的步伐，其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使之取代中國，成為最具魅力的全球低成本生產中心。此外，柬埔寨、印度等低成本國家的吸引力也在不斷增加。生產成本的相對變化必然促進對成本敏感的生產線轉移。

中國在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同時，熟練勞動力規模不斷增加，傳統及信息基礎設施越來越完善，產業鏈漸趨完整且產能巨大，這些都形成了新的生產優勢，吸引智能手機等受產能驅動的全球產業鏈向中國集中。在需求方面，隨著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總體達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水平，中國消費市場規模急速擴張。借由互聯網經濟繁榮的推動，中國國內市場規模效應越來越顯著，吸引了工業機器人、電動汽車等產業鏈向中國轉移。因此，一方面，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鏈向低成本生產中心轉移；另一方面，產能優勢和市場優勢不斷吸引資本密集型產業鏈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鏈向中國集中。因此，在中美爆發貿易沖突之前，中國不僅是全球和區域生產中心，也是不斷擴張的全球和區域性需求中心，在投入和需求方面都在全球產業鏈中居重要地位。

中美貿易沖突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增強了勞動密集型全球生產鏈向低成本國家轉移的趨勢，不僅轉移速度加快，轉移的行業范圍也在擴大。一些產品標準化程度高、規模效應不顯著、對貿易成本敏感的電子終端產品、自行車等產業鏈加入了轉移之列。但是，中美貿易沖突和疫情對尋求中國市場的資本密集型產業鏈的影響并不顯著。因為越南等新成本中心雖然生產成本極具優勢，但較之中國，其工業基礎設施、熟練勞動力規模、產能水平、供應鏈完整性以及信息基礎設施方面還沒有形成優勢。對產能敏感的技術密集型產業鏈也不會發生規模性轉移。

四：歐美國家供應鏈安全戰略將加大制造業回流趨勢

在發展中國家不斷改善國內生產經營環境，以降低跨國公司離岸生產的生產成本和連接成本、吸引全球產業鏈流入的同時，發達國家也在不時調整政策制度環境，吸引制造業回流。

世界金融危機之后，歐美國家普遍實施再工業化戰略，制定優惠政策吸引制造業回流，但效果并不顯著。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的經濟蕭條放大了全球化和離岸生產對國內就業和收入的負面影響。歐美發達國家認識到制造業對就業的重要性，出臺一系列稅收和補貼措施吸引制造業回流本國。但從美國制造業進口與產出的相對數據來看，制造業并沒有出現離岸生產回流的趨勢。補貼、稅收、采購等措施雖然降低了本土生產和經營成本，但是幅度小、期效短，不能彌補美國本土與低成本國家之間的成本差異。況且美國熟練勞動力相對缺乏，不足以支撐大規模生產。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不僅跨國公司為提高供應鏈韌性進行供應鏈重組，歐美國家政府也紛紛確立提高經濟和社會韌性的戰略目標，以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為名，出臺各種措施吸引制造業、尤其是高科技生產環節回流，降低對跨國生產的依賴。一方面，通過審查本國企業的供應鏈安全、提高供應鏈的綠色標準，對外國供應商設置障礙。另一方面，實施產業政策，支持制造業、尤其是核心技術產品的本國生產。

美國挑起對中國貿易沖突的意圖很清楚，就是遏制中國先進制造業的競爭力，降低美國產品對中國生產的依賴程度。供應鏈安全戰略之下，美國不僅繼續加大對中國的遏制，還直接支持本國先進制造業的生產。這些政策調整對美國制造業，尤其是重點支持行業的本國生產及生產回流形成吸引力，同時也對離岸生產構成了壓力。畢竟，美國勞動力成本高、熟練勞動力數量不足等劣勢依然存在，制造業以多大程度、何種速率回流還取決于相關技術進步的程度。

五：技術進步始終是塑造全球產業鏈結構的關鍵力量

技術進步是推動全球產業鏈興起、擴張的主要驅動力。1990年代中期以來，信息與通訊技術革命推動產業技術進步，隨著產業技術日趨成熟和標準化，產品的很多生產環節可以獨立為一個個任務，生產環節可以分割，將不同的任務或模塊交給不同的企業、放到不同的地方進行生產，然后再裝配到一起，就可以充分利用不同地區的比較優勢，實現最優。這樣一來，產品層面的國際分工就轉向了任務層面的國際分工。與此同時，通信技術進步和多邊貿易體制下的經濟自由化浪潮不斷降低跨境交易成本和貿易成本，為跨境生產提供了經濟可能性。

技術進步水平限定了全球產業鏈重組的步伐。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新一代信息技術迅猛發展和應用不斷改變產品的要素密集度和生產的整合度，由此降低跨境生產的成本驅動力，提高生產集中度。產品要素密集度的變化，使得單純擁有簡單勞動力的國家的比較優勢減弱，而擁有熟練勞動力、商業服務和數據的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中的比較優勢增強。相對比較優勢的變化自然就降低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尋求低成本離岸生產的動力，因此，對勞動力成本敏感程度低的離岸生產回流的動機就會加大。但是這種技術進步及其應用的進展并沒有那么快，到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后期，自動化和流程再造對供應鏈以及勞動力的替代還局限于部分領域和環節，勞動力成本還是決定生產區位的主要變量。

技術進步將是推動未來全球產業鏈重組趨勢的關鍵因素。中美貿易沖突和發達國家的供應鏈安全戰略將加快信息技術的全球競爭，加大顛覆性技術出現的可能性，也將加快新工業革命的進程。《2020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了影響未來全球產業鏈變動的三項技術進步趨勢：機器人自動化、加強版供應鏈數字化和增材制造。機器人自動化降低生產中的勞動力成本，將促進分散流程的重組和回流；數字技術的應用降低生產網絡的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推動全球產業鏈的平臺化，提高中小企業供應商參與全球產業鏈的程度；增材制造將改變全球產業鏈的價值結構，推動生產環節分散化，使其靠近市場和客戶。上述技術進步的趨勢和進程決定了全球產業鏈重組的趨勢和結構。

六：全球產業鏈新動向對中國產業發展的影響

當前形勢及全球產業鏈調整動向對中國產業形成雙重壓力，一是中美貿易沖突和新冠肺炎疫情的直接影響，二是全球產業鏈調整新動向對國內產業鏈的沖擊，導致中國產業參與全球產業鏈的貿易壁壘、綠色壁壘和供應鏈安全風險不斷提高，利用全球產業鏈整合推進先進制造業發展變得越來越困難。因此我們需要多元化應對。

首先，對供應鏈安全進行評估并應對。中國雖然是全球重要的生產中心，擁有完整的產業鏈，但某些投入和生產環節嚴重依賴國外。眾所周知，芯片等高科技投入及其生產設備的依賴度非常高。石油、鐵礦石、大豆等初級產品的依賴度也很高，且進口集中度高。不僅如此，還有一些生產設備及其零部件雖然有國產替代品，但由于國產替代品質量不被認可，其進口仍然是產成品國際競爭力的重要保障。因此需要對相關供應鏈進行風險評估并制定出有效對策。

其次，對成本導向型產業鏈去中國化持開放態度。紡織服裝、電子行業的產業鏈向東南亞、南亞等低成本中心轉移是近10年來全球產業鏈重組的基本方向，轉移的主要驅動力是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這也是中國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中不斷升級的結果。因此，不妨順應產業鏈外移的趨勢，主動調整產業鏈，將部分環節轉移出去，在繼續獲取價值鏈收益、推進國內產業鏈升級的同時，尋求提升產業鏈的多元化和韌性。

再次，持續改善中國制造的硬環境和軟環境，推進高質量對外開放，吸引高質量產業鏈。當前，外部環境雖然提高了中國產業參與全球產業鏈的成本和風險，但并不意味著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核心地位將發生根本變化。中國在熟練勞動力規模、制造能力、供應鏈完整性，以及傳統基礎設施和信息基礎設施方面擁有巨大優勢；中國作為巨大且持續擴張的消費市場的吸引力更是毋庸置疑。盡管歐美國家吸引制造業回流政策、貿易壁壘提高以及新興成本中心產能不斷積累等因素形成了一定的反向引力，我們還是可以通過繼續打造高質量的營商環境和堅實的產業基礎，努力推進高質量對外開放，持續增強中國制造的競爭力。

最后，確立新形勢下發展先進制造業的戰略、機制。針對全球產業鏈知識密集度提高和發達國家加強對高技術環節壟斷與封鎖，有必要打造新全球化生態，加大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生產性服務業效率，發展綠色經濟，大力促進國內先進制造業的創新與發展，同時吸引知識密集度更高的全球產業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