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何時應該講原則,何時應該懂變通中間找到平衡。這個能力做得越好,對轉型的推動速度越快。其本質是協調沖突的能力,也是轉型領導力極其重要的能力。
看到兩段與此相關的話:
“工作方式非正式一些,企業運營速度就會快一些。工作方式嚴肅,板正,企業運營速度就會慢一些。這其中的拿捏程度就是一個灰度問題。”
“只看到普遍規律,而忽視個性特征,先進的管理體系很難落地。只看到個性特征,而忽略普遍規律,企業的管理水平很難升級。孔子謂之‘中庸’,王陽明命名為‘知行合一’,任正非表達為‘灰度’。”
灰度是一種折中的智慧,妥協則是一種變通的智慧。客觀地講,灰度與妥協是管理者的必備絕學,一個不懂得在執行中適度變通的管理者,其管理工作是很難順利展開的。任正非常說:“在變革中,任何黑的、白的觀點都是容易鼓動人心的,而我們恰恰不需要黑的或白的,我們需要的是灰色的觀點,介于黑與白之間的灰度,是很難掌握的。” 明智的妥協是一種讓步的藝術,妥協也是一種美德,而掌握這種高超的藝術,是管理者的必備素質。
任正非任正非指出:“我們常常說,一個企業領導人重要的素質是方向、節奏。他的水平就是合適的灰度。一個清晰的方向是怎么產生的?在我看來,是在混沌中產生的,是從灰色中脫穎而出的。方向是隨時間與空間變化的,它常常會變得不清晰。世間的事并不是非白即黑、非此即彼。合理地掌握合適的灰度,是使各種影響發展的要素在一段時間變得和諧。各方都和諧了,正確的方向也就出來了,這種和諧的過程叫妥協,這種和諧的結果就叫灰度。”
這讓我想起最近在看了《雍正王朝》中的片段,知乎ID隨風寫的比我好,我摘錄如下:
雍正一生,都在推進變革;維護西北安定、整頓吏治、改革用人機制、推行攤丁入畝和官紳一體等,他希望“新政”能革除弊端,最終國富民強。
務虛的本質,在于思想的統一和立場的協調。對于組織變革,尤其是推動一項涉及眾多人員利益的組織變革,務虛實在是太重要了。
康熙末年,出現了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堂堂大清王朝的戶部國庫,竟然被朝堂上的官員們給硬生生的“借空”了,以至于康熙皇帝在面對百年不遇的黃河災患時,竟出現了無糧可賑、無錢可撥的窘境,這也令康熙大為震驚。雍正奉旨催討欠款,無論何人,一律十天內完成還債,到期不還就抄家。最后的結果是,只完成了三成回款、魏東亭被逼自殺、雍正被群臣投訴罰俸一年樹敵無數、太子收攏了人心摘了桃子。
如果為雍正催債設置一個合理的目標,大概是90%以上的回款、被康熙表彰至少不被處罰;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件事雍正辦砸了,而且砸的很徹底。
電視里面有一個經典的橋段:皇子們拿著皇室物件到大街上售賣籌款、群臣跑到康熙面前哭訴告狀,雍正兩頭不能兼顧狼狽至極。
再來看下康熙是如何處置的:首先營造了只有君臣溫馨的環境,認真聽取了群臣的訴求;然后和群臣憶苦思甜,談了平三藩收臺灣,也談了御外敵平葛爾丹;然后談到了近在眼前的水患和可能的民變對大清的威脅。講過去,消除隔閡拉近感情;談威脅,迅速統一立場消除了對抗。最后,群臣哭哭啼啼,愿意竭盡全力歸還欠款。就這樣,一場大的風波,被康熙三言兩語消除于無形,為后續的三成回款消除了極大的障礙。由此可見,康熙是一個組織變革的大高手,深諳思想統一的重要性,也深諳務虛的必要性。雍正如果一開始,就搬出康熙去做好務虛,想必不會遇到那么多阻力。
攤丁入畝和官紳一體改革,難度和阻力遠遠大于催債,涉及面直指國本,但終雍正一朝,也未能在上層達成一致,以至于釀成了八王聯合旗主逼宮的險境。試想一下,如果能采取各種方式,不斷的去務虛,協調立場,爭取大多數,至少不反對,那么,是不是會稍微順利一點呢?但歷史沒有假設,他似乎一直在思想統一的道路上困難重重。
組織變革,本質是資源的重新配置,究其根本,卻是人(利益相關者)立場和利益的協調。所以,一項變革,沒有接地氣的措施,無法圍繞利益相關者展開設計,必定無疾而終,甚至反噬組織反噬變革。
分享兩個經典的電視劇橋段:
一是追繳國庫欠款的鬧哄哄。
雍正的智囊鄔先生,開局已經點出了三類利益相關者:這第一類人是不得已而借之,這一類人很多,俸祿太少,他不借就要貸,不借不貸就要甘受清貧,他還出來做官干什么?這第二類情形是不安分而借之,里面有功臣、有皇子、也有皇親國戚,這類人不多,但是最不好對付;這第三類人最可惡,純屬貪得無厭唯利是圖,只要能撈到,就是拆了金鑾殿他也毫不心疼。
鄔先生幫雍正分析了朝局,雍正卻回復“夜深了先生,安息吧”,留下一臉懵逼的鄔先生。可能鄔先生的試探讓雍正不爽,但卻讓鄔先生的應對之策無從開口。于是,雍正一刀切,所有人一律十日內還款,無法按期還款的,一律抄家。所以雍正辦砸了。
再來看看康熙的處理措施:針對第一類人,自己墊款還款,爭取人心;針對第二類人,務虛統一思想,減少阻力;針對第三類人,直接殺頭抄家。
兩人的措施,高下立判。雍正朝剛為主,剛正不阿,但措施不夠接地氣;康熙固然有千古一帝的威勢,但卻緊緊圍繞利益相關者的核心訴求和特點,措施直擊三類人的核心,穩準狠。
二是推行攤丁入畝和官紳一體的急切切。
攤丁入畝和官紳一體,直擊國本,關系不可謂不大。雍正啟用了三類人,表現各異。一類是田文鏡,擔任河南巡撫;一類是李紱,擔任湖北巡撫;一類是李衛,擔任兩江巡撫。三人性格各異,措施迥異,結果也不盡相同。
先說田文鏡,雍正身邊的紅人,不是因為多會跪舔,而是剛正不阿、不畏權貴、一心為國,雍正正是看中了這一點。田文鏡在河南任上,不惜得罪一眾讀書人,也要推行官紳一體,粗枯拉朽般推動者新政的落地,成績是顯然的,但也遭到了激烈的反彈,學生罷考、清流彈劾,如若不是雍正護著,估計早已身首異處了。最后還是寶親王實地考察為其正名。
再說李紱,真正的意見領袖,但也是官紳的代表,一開始就不認同官紳一體和攤丁入畝,所以湖北任上,一直沒有實質進展,最后因為彈劾田文鏡彈劾新政,差點被雍正刀斬,最后落寞歸隱。
最后看李衛,雍正身邊成長起來的封疆大吏,但卻大字不識幾個,面臨的阻力和壓力一點不比前兩者小,上任伊始,政令不出衙門,是真真實實的。新政告示,七易其稿,依舊滿紙之乎者也,除了幾個老學究,無人能看懂,于是找來了街頭測字算命的先生,用市井俚語釋法,流里流氣述法,恩威并施,通俗易懂;找來叫花子,將新政改編成了快板民歌,加速傳播;通過劉氏翻案,將刺頭黃倫掀翻,震懾墨吏。一番折騰,新政出乎意料的順利。
新政的涉及者,一是沒有文化的老百姓,一是壟斷的士紳階層,一是政策執行者。李衛用老百信習慣的用語和娛樂方式,去傳播,舍棄了文鄒鄒的說教;用流里流氣的語言和行動,對士紳恩威并施;用刑法殺雞儆猴,震懾執行不力的官吏。這些緊緊圍繞利益相關者的措施,焉有不成功之理。
反觀田文鏡和李紱,卻始終未能貼近利益相關者,面對阻力,要么硬推過去,要們直接妥協,都缺少對人的研究和設計。
任正非說:“歷史上的那些變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但大多沒有達到變革者的理想目標,一個共同的原因就是,這些變法者面對自身所處的時代環境,所做的變革太激進、太僵化,沖破阻力的方法太苛刻。如果不是這么急迫和全面,慢慢來,收效會好得多。換句話說,就是缺少妥協和灰度。”田文鏡過于講原則,李紱過于向現實妥協,最終都沒有能夠幫助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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