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應對氣候危機,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要求各國在 2050 年之前實現絕對脫鉤,即經濟增長不再與化石燃料的消費密切相關。要實現這一目標,可謂困難重重。
目前,絕大多數的氣候政策要么關注如何加快能源供應從化石燃料向可持續能源轉變,或是如何減少生產中的碳排放,亦或是如何使投資和金融市場脫碳;對于碳排放需求側以及如何使消費脫碳的關注卻較少[1]。
這一缺位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羅漢堂的社會科學家們從商業實踐出發,通過數字技術的視角,探索了數字技術在幫助社會達成減碳目標這一過程中發揮的作用。
鑒于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和前瞻性,我們的努力也引起了國外學者的關注,包括兩位羅漢堂社區成員 —— 200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坦福大學教授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經濟學和金融學領域領軍人物、綠天鵝會議的召集人之一帕特里克·博爾頓(Patrick Bolton)。另外,循環商業模式先驅彭萊(Peter Lacy)和密歇根大學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學院教授、國際產業生態學會候任主席、國際頂尖期刊《資源、保護和回收》主編徐明也加入其中,共同完成了一份名為《實現凈零排放的數字循環經濟》(Digital Circular Economy for Net-Zero)的報告。
這份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 “世界地球日”發布的報告認為,數字化和循環經濟的有效結合,加上社會治理的合理引導,可能是解決氣候危機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有效途徑。
數字化通過虛擬化、數據監控、收集和優化,以及通過連接人和企業來提高能源效率;而更高的效率可以通過更少的能源消耗完成相同的活動,這就可以減少碳排放。但只有在需求側朝著正確的方向引導時,數字化才能充分發揮其潛力。
循環經濟是一種“可恢復和再生的經濟模式,旨在通過技術和生物循環,使產品、組件和材料始終保持最高的利用潛力和價值。這種新的經濟模式尋求最終將全球經濟發展與有限的資源利用脫鉤(Ellen-MacArthur 2015)”。理解循環經濟有助于我們更好地通過數字革命改變消費和生產習慣,并使其變得更可持續。
結合數字化和循環經濟的優點,羅漢堂報告提出了數字循環經濟(DCE)的綜合概念框架。它不僅僅是兩個獨立概念的加總。通過將數字化嵌入循環經濟中,使兩個過程相互影響,從而消除各自的缺陷。一方面,數字化帶來的效率提升可轉化為循環經濟的效能提升。另一方面,通過數字化實現規?;h經濟可以實現有意義的碳減排。
最重要的是,只有在有意愿的利益相關方共同參與下、和有目的社會治理體系下,D(數字)和C(循環)E(經濟)的這種積極互動才有可能實現。社會為了實現凈零的目標,就應向這個狀態靠攏。
為了進一步闡述“數字循環經濟”這一概念,羅漢堂在本報告中深入剖析了五個在業務和技術上產生創新的商業模式。這些模式既有圍繞生產過程展開的,包括:
1)要素循環:使用可再生能源、基于生物的或可完全回收利用的材料;
2)產品使用延長:通過維修、再加工、升級和轉售延長產品使用;
3)資源回收:從廢物或副產品中回收可用資源或能量;
又有旨在改變消費以及產品與消費者之間關系的,包括:
4)共享平臺:通過使用、觸達或所有權的協作模式,聚焦提高產品或服務的使用率;
5)產品即服務:生產者保留所有權以提高生產率。
羅漢堂的案例研究表明,即使是成功的商業模式,如共享汽車(優步、Lyft和滴滴)、房屋共享(Airbnb)、二手交易(Craigslist和閑魚),若沒有一套規范人們消費和行為的社會經濟體系,可能就無法實現碳凈零排放。這告訴我們,向數字循環經濟的轉型不僅需要數字技術變革和創新循環商業模式,還需要整個社會經濟環境的轉型,從而實現全社會參與新的商業模式和數字循環經濟。
接下來,讓我們跟隨羅漢堂的學者們一起看看“個人碳賬戶”這一創新在商業實踐中的應用。
眾所周知,碳減排和經濟增長這兩個目標可能會存在沖突。一方面,能源價格需要被大幅提高,以刺激二氧化碳主要排放國加大對節能產品和服務設計、建造和銷售的投入,從而實現碳減排。從長遠看,這對實現凈零排放至關重要。然而,為激勵綠色消費而產生的能源價格上漲,也會帶來了生活成本的提高,這尤其對低收入群體不利。
那么,社會應如何調節相互沖突的目標呢?
數字技術提供了一個可以緩解該沖突的方式,這就是基于個人碳賬戶的激勵機制,即為消費者提供減少碳排放的激勵。相較于企業實施的排放交易和碳定價,個人碳賬戶更側重于需求側,依靠建立社會和道德規范來幫助糾正市場失靈,避免溫室氣體過度生產。
由于近一半的溫室氣體排放來自家庭,但大部分旨在減少排放的公共政策針對的是企業、政府和其他機構,因此個人碳賬戶可以將個人行為在微觀層面上與全球碳減排目標直接聯系起來。
首先,個人碳排放體現在家庭和個人交通使用能源所產生的直接碳排放。其次,還體現在個人消費的商品和服務中的間接碳排放。個人碳賬戶的目的是增強個人的環境意識,并給予個人直接參與緩解氣候變化的途徑和動機。同時,個人碳賬戶也是一種基于市場的糾正機制。通過基于市場的數字化碳排放匹配和交易,個人碳賬戶鼓勵并補貼低碳行為,并在個人層面增加對碳密集型活動的征稅。此外,設計良好的個人碳賬戶機制也可以彌補對低收入人群的不利影響。
早在 20 年前,英國政府就曾試圖推行個人碳賬戶計劃來減少家庭碳排放,這一想法卻遭到了拒絕。有很多原因,包括社會接受度低;在眾多的政策議程中,該計劃的政治優先級低;以當時的技術來衡量,該計劃的壁壘和實施成本過高;最后,方案可能會造成不利的分配影響。
在今天,巨大的社會和技術變化使個人碳賬戶計劃變得更具吸引力。在政治層面,大多數發達國家已經簽署了凈零排放目標。在技術層面,隨著信息技術、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和大型數字平臺的蓬勃發展,壁壘已大幅減少。數字化個人碳賬戶似乎已成為一項順應時代的舉措。
相比于英國政府個人碳賬戶的“胎死腹中”,高德地圖在北京推行的項目是一個較為成熟且成功的案例。該項目旨在通過改變消費者對個人碳減排的態度和行為,從而促進從私家車使用向可持續交通的轉變。它的創新之處在于:1)高德地圖不僅可以提供實時導航服務,還可以作為一個叫車平臺,連接數百萬私家車用戶和乘客,從而實現規模效應。2)該項目將公共交通數據,例如地鐵、公交車和火車乘客量數據與私人交通數據相結合,提供了各類交通出行手段全貌。這是一種公私合作制。3)高德地圖中累積的個人碳信用與外部碳交易所相連,經認證的用戶碳減排數量可在北京綠色交易所進行交易。
高德推出的“出行即服務”項目是一次相對成功的嘗試,已進入到相對成熟的階段。其根本原因在于,高德擁有相對廣泛的用戶群和一個精密且可持續的商業模式。然而,鑒于其復雜性和龐大的用戶規模,該項目需要平臺和政府之間的密切合作。即便其他城市可以借鑒很多系統性經驗,但具體如何因地制宜的規劃和推行,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關注阿里研究院,回復“零排放”獲取英文版《通往凈零排放的數字循環經濟》。本報告中文完整版將稍晚發布。欲知中文版報告發布時間,敬請關注。
[1] 最新 IPCC 報告(AR6:緩解氣候變化)首次強調了改變個人行為和消費以實現凈零的重要性。“與基礎情景相比,到 2050 年,需求側措施和提供最終用途服務的新方式可以將最終用途部門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40-70 % ……”(SPM-44 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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