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疫情暴露出來的一系列問題，說明上海乃至全國在韌性和應急物流運輸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對于近3000萬人口的城市來說，轉入應急狀態后，如何保障多樣化的基本需求，是一個屬于應急物流的很大挑戰，必須認真加以研究；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另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在全球經濟變局時代，作為經濟中心、航運中心的上海，供應鏈所受到的沖擊，其影響不僅是城市本身，對于長三角、乃至全國都是重大問題。從社會角度看問題，供應鏈意味著投資環境和營商環境，供應鏈的韌性首先是可預見性，其次應急能力，第三是快速修復能力。

應急物流與韌性物流是兩個緊密關聯但又需要區分的技術概念：應急物流相對常態下的物流狀態，不僅是在物資、運輸載體、流程和速度上有著不同的要求，更為重要的是供需雙方的信息對稱性；韌性物流的關注點聚焦于系統自身的抵抗外部沖擊與再生恢復能力，對于供應鏈來說，則強調未來的可預知性、應急對策及系統恢復能力。

本輪疫情期間，各級政府高度重視采取了一系列對策，相關企業采取積極行動，較短時間內緩解了城市進入靜默狀態后居民生活中所遇到的物資保障困難，但這只是應急響應的行動，并不能解決供應鏈所受沖擊所造成的問題。加快韌性物流運輸體系建設，正是針對第二個問題提出的緊迫任務。

應急物流問題已經引起我國政府的重視，在2007年出臺的《突發事件應對法》，在十九大之后統籌了11個部門13項應急救援職責以及5項國家指揮協調機制職能所新建的應急管理部、2013年以后在黨政層面正式建立服務社會組織和志愿者的指揮部職能分組、建立常設性運營中心和一系列的精細化工作流程等均是對應急物流產生了有效的推動作用。本輪疫情雖然暴露出很多問題，但畢竟是已經起步的有效行動。相比之下，韌性物流保障問題還缺乏足夠的關注，無論整體框架還是具體對策，仍然處于初期探索階段。

韌性物流運輸是政府需要與企業共同努力構建的基礎性體系。面對疫情這類沖擊，韌性物流運輸體系的能力體現在：廣域范圍內的閉環運作可能性、運輸方式及路由的轉換可能性、非常狀態下運輸實現狀態的預判能力、運輸組織關系的穩定性、外部沖擊面前的應急運行組織能力、“平戰結合”的運營模式等。具體體現在：節點運輸體系、可控集疏系統、行業集約化程度、信息化水平 、應急動員組織能力等方面。

從技術角度來看，韌性物流運輸體系建設中所需要的相關技術已經具備一定基礎。例如紐約從1981年開始推進的貨運車輛路徑管理，為貨運車輛遵循規定路徑完成運輸任務的組織監管提供了經驗；技術領域中為解決港城矛盾研究的地下物流系統方案，為建立相對封閉運行的港口集疏通道提供了借鑒；國內不斷推進的甩掛運輸，是疫情期間無接觸交接運輸的有效解決方案；傳化、天地匯等一批不斷成長的運輸組織平臺企業，提供了韌性物流運輸體系可依賴的運營組織基礎；天貓等電商平臺有效組織分散化經營主體并引導其實現整體目標的做法，則是一種在卡車運輸領域有效行動的模板，……。可以說，無論軟硬技術本身都不是韌性物流運輸體系的創建障礙。如果能夠將這一系列技術進行集成創新，則形成了韌性物流運輸體系并能產生預期技術效應（圖1）。

圖1 技術集成構建韌性物流運輸體系所產生的貢獻

最大的問題在于：如何在市場環境下實現一個政府和企業協同的共同創造過程，分階段有效推進韌性物流運輸體系建設。在這個共同創造過程中的企業，并非僅指物流服務企業，還包括工業和商業企業，他們既是用戶也是新體系構建的直接參與者。在世界處于變局階段，充分利用我國的制度優勢，啟動韌性物流運輸體系建設，應該成為交通強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韌性物流運輸并非一種單純的技術應用，也不是個別企業能夠獨立勝任的工作，而是一個行業性、網絡化的體系建設，涉及眾多要素和復雜關系。政府在韌性物流運輸體系構建中扮演核心角色，這既意味著責任，也意味著在頂層規劃、資源配置、市場環境建設、產業政策等諸多方面必須完成的任務。

韌性物流運輸的頂層設計是一個突出問題導向、突出多方協作、突出跨學科技術應用的過程。對已有經驗教訓，特別是2020-2022年疫情沖擊下物流服務和供應鏈所遭遇困難的深入總結與反思，是頂層設計工作的起點，也是正確把握問題的關鍵。韌性物流運輸體系并非一個單純的技術系統，而是包含技術集成、運營主體、市場建設等諸多方面問題的社會-技術系統。因此，在頂層設計中需要解決如下重點問題：

韌性物流運輸體系的需求分析……；

戰略重點——彌補系統短板的節點運輸；

市場環境——智能合約支持下的客觀信用體系；

市場規則——差異化需求與服務的匹配；

分階段推進——明確的階段目標以及工作重點；

推進策略——上下結合的政府指導多方參與。

痛定思痛，一方面意味著真正意識到問題所在，實實在在地著手解決問題；另一方面意味著深入分析總結兩輪疫情期間的經驗教訓，進而提出有效的對策方案；第三則需要針對暴露的重大問題提出行動綱要，給社會和企業以未來的信心。